做一滴纯净的小雨滴|做个小雨滴

做一滴纯净的“小雨滴”

文/王慧敏

媒体爆出的这些新闻，估计大家也都曾留意过：

9月29日，一辆载棉花的半挂货车突然起火，火势虽未造成人员伤亡，却引来当地30余名村民不顾熊熊大火争抢棉花；11月13日晚，一辆从宜昌城区开往兴山的运鱼车与一辆小汽车相撞，运鱼车上7000多斤鲜鱼撒满道路，当地一些村民趁着忙乱哄抢鲜鱼；11月15日中午，在兰州机场高速茅茨互通立交上，一辆运橘车失控发生侧翻，柑橘散落一地，路过行人边抢边吃„„

就媒体公布的视频或图片看，这些哄抢者，大都是些普通老百姓，有的甚至是衣衫破旧、满脸风霜的老妈妈。如果换成另外的语境，你可能还会用纯朴、善良、勤劳之类的词去形容他们。

平常时刻，你让一个老妈妈去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她肯定会臭骂你一顿。那么，这又是怎么了？ 一个村民和现场采访记者的对话，说出了缘由：“大家都在抢。”是啊，从众，让人的行为走样。

其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还少吗？排队上车，本来秩序井然，有几个人挤了，许多人都会一拥而上；我的办公室紧邻杭州最繁忙的环城西路，窗下就是条斑马线。我仔细留心过：红灯还在闪烁，只要有人带头穿行，原本站着的人几乎都会跟着前行；西湖风波亭前的草坪播下了新绿，旁边竖着一个“茵茵绿草，踏之何忍”的牌子。一个月前到西湖边晨练，发现嫩草中间不知谁为了抄近路踏出了第一行脚印。今天再去，发现那行脚印已变成了明晃晃一条小路！

慎独、慎微、慎初，一直是中华民族倡导的美德。“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的确，修身养性，贵在人前人后一个样，大事小事一个样，开始结束一个样。但是，只是这样，恐怕还不够。

生活中，慎独、慎微、慎初容易做到，最难做到的是“慎众”。

作为单个的人，个人的修为，可能无可挑剔。让自己单独去做某件事时，一定中规中矩。但有时候，在大众脚步的裹挟下，往往会迷失自我。这中间，除了“法不治众”观念作祟，更重要的是良知的缺失。由于良知的缺失，造成善恶观的含混。由此，导致行为失范。西方有句谚语：“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

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时，有那么多原本善良的人会疯狂介入？为什么“大跃进”时，有那么多稼穑了一辈子的庄稼老把式跟着亩产放“卫星”？为什么明明知道贪污腐败不对，却有那么多干部“落马”？

怎样才能做到“慎众”？永存善念，不与世俯仰，不被大众所裹挟，始终保持人格的独立。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时候，始终做一滴纯净的“小雨滴”。我认识的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曾这样说话：“哪怕全世界都是坏人，我也要力争做个好人。”

明天再过斑马线，红灯亮着时，我会坚决地等候。哪怕周围的人匆匆走过。那么，你呢？

补上好人这堂课

文/梁晓声

今天的人们普遍感觉我们的社会里善的种子还不够多，很多事情是突破底线的，有人因此而感到失望，甚至开始怀念过去。

上世纪80年代以前，大家感觉做坏事的人少，是因为当时不凸显个人，大家都在集体中，除非整个集体都不做好事。那时，中国的城市格局也很像乡村，比如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弄堂等，邻里关系几乎是不能移动的，几家人在一起一住就是一辈子，一个单位一干就是一辈子，谁要是做了一件坏事可能就再也翻不了身了。这就让人本能地要求自己克制先天

的弱点，我们称之为民间原则。

到后来，人们开始流动了，流动是好事，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人失去了敬畏，失去了忏悔、救赎的心。

我们总说好人不多，其实好人也不少，有时候往往是缺少发现好人的眼睛。

我前两天看了个视频，有个外国人把近几年中国人互相帮助、面对突发状况大家一起救人的视频剪辑在了一起。从中你会看到，出了事，大家不是在那儿围观，而是立刻行动起来。好人在中国没有绝种，生活中善的一面更大。我们对待好人，不要背过身去假装看不见。

现在打开电视机，不是宫斗、家斗，就是娱乐，讲述好人故事的少之又少。我们的文化关于“人是怎样的”讲得很多，但还缺少关于“人应该怎样”的内容和思考，而这正是人类文化几千年来的使命和责任。

有人曾经问歌德，你不断地写那些常识，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歌德说没有特别的意义，我只是不断地重复着千百年来人类一直重复的事情。一旦不重复，人类很可能就会回到原点，回到自私、没有罪过感的状态。但这种思考和表达我们做得还不够。

这种文化的缺失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举个例子，我去一位外国朋友家里拜访，他的女儿在看中国电视剧。她对妈妈说：“我不想看了，这里的人太坏了。”妈妈说：“不要相信，这些都是编的，生活中的人才不会那么坏呢。”

同样，我在另外一个中国朋友家里看美国电影《战马》，里面讲了很多好人的故事，可中国的妈妈却对孩子说：“不要相信，才没有那么多好人呢。”你想想看，这样下去的话，我们的下一代将会成为什么样子，是不是很可怕？

两位母亲、两种话语、两样教育，构建的可能就是两种不同的未来。如果我们的文化生了病，我们的未来就会变得很虚弱。

越战时期有一张照片：一个村庄被夷为平地，迎着镜头跑来的是一些孩子，跑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上身没有穿衣服，整个后背都燃烧起来了。之所以有这样一张照片，就证明有摄影师在拍摄。我估计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摄影师顾不上拍了，直接跑过去把火苗扑灭；第二种情况，拍照之后，这位摄影师马上进行扑救；第三种是最可怕的，摄影师拍完就走了。他认为战争不是他发动的，炮弹不是他投下的，他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并且他没有罪恶感。

我拿这个问题去问幼儿园的孩子们，他们都选第一种可能。孩子们说被火烧多疼啊，几秒钟也不能耽搁。我去问中小学生，他们已经开始知识化了，觉得第二种可能也能接受，因为照片也能唤起人们对战争的憎恶。我去问高中生和大学生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讨论了，第三种就也是可行的了，因为这并不犯法。

但是这违背了人性。

如果我们培养的知识化了的人，在人性上还不如他们没上学的时候，是不是说明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

我拿这个问题去问外国留学生，大家根本不会去讨论第三种情况。突然我发现，他们已经达成了善的教育，而我们落后了，应该赶快补上“好人文化”这堂课。

我们别和道德过不去

文/王石川

12月2日，北京朝阳区，一名女子在经过骑车老外时突然摔倒自称被撞，并死命抱住对方不撒手，急哭外国小伙。经医生检查、X 光拍摄后诊断该女子并未受伤。女子随即再度瘫软大呼难受。最后经调解，外国小伙不得不给付1800元医药费，女子方才作罢离开。这是媒体此前的报道，后续是，目击者称，老外驾驶无牌摩托车撞人后，用中文辱骂被撞者（见

今日本报A14版相关报道）。

从碰瓷到受害者，这个弯拐得有点大，让一开始义愤填膺的国人面面相觑，已经到了嗓子眼的辱骂，不得不艰难地咽回去。此前，已有网友不无鄙夷地嘲讽道，“这个大妈是第一个逼着外国人签下不平等条约的民族英雄！”在这名网友眼里，刮碰大妈的外国人居然成了忍辱负重的冤大头！

不是大妈碰瓷，而是那些刻薄的网络哄客碰大妈的瓷。当真相渐次还原时，那些碰瓷者，是否愿意向这名大妈道个歉？是否有勇气反思自己的莽撞？又是否愿意祛除盘踞内心已久的偏见？

不知道从何时起，我们习惯于夸大其词，习惯于以偏概全，也习惯于上纲上线。有摔倒的老者讹人了，便怒火中烧，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甚至认为“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究竟坏人有多少，变坏的老人又有多少？不分青红皂白，让所有的老人为一两个坏老人买单，这公平吗？

不妨作一违心的假设，即便这名大妈确实碰瓷了，就应该疾言厉色地羞辱吗？有必要上升到国将不国的危险境地吗？仿佛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因为大妈的“碰瓷”一下子碎成一地了？问题是，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出现在中国人之间，甚至可能发生在外国人之间，难道他们一争执，他们各自国家的文明立马被瓦解？抛弃身份符号，回到问题本身，才客观公允。

一个人承担一个人的恨，一个人承担一个人的后果。这个社会不是一些人说得那么好，也不至于像一些人说得那么坏。在坏与好之间，还有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没有遭遇过坏与好，于是他们沉默而安静地生活着，他们是坚实的道德底盘，支撑着社会前行。

个案毕竟是个案，别让个案影响我们的心情，更不能让个案左右我们的价值观。

世上确有宵小之徒，但不能因为少数小人存在，我们索性也成为小人，一了百了，这不正中小人下怀吗？别和道德过不去，我们远离道德，道德就会远离我们。再也没有比精神的贫瘠更可怕的事了。我们敬道德一尺，道德就会还我们一丈。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祥林嫂般地抱怨人心不古，这本身就是荒谬的事。与其抱怨，不如改变，不妨问问自己为重建社会道德，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比欺骗更有害的是盲从

文/张前

曾经看过这样一则故事：一天，哲学家苏格拉底在课堂上拿出一个苹果对学生说：“请大家闻闻空气中的味道。”一名学生很快便举手回答说：“是苹果的香味。”苏格拉底走下讲台，举着苹果慢慢地从每位学生身旁走过，并要求大家仔细地闻一闻，空气中是否有苹果的香味？这时已经有半数的学生举起了手，苏格拉底回到讲台上，又重复刚才的问题。这一次，除了一名学生外，其余的学生都举起了手。苏格拉底问那位没有举手的学生说：“难道你真的什么气味也没有闻到吗？”那位学生肯定地回答：“我真的什么气味也没有闻到！”这时，苏格拉底对大家宣布：“他是对的，因为这是一只假苹果。”这名学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柏拉图。

毋庸置疑，在这个故事中，只有柏拉图是理性的，而他的同学无一例外陷入了对权威的盲从中。也正因为如此，柏拉图最终名垂青史，而他的那些同学无不如时空里的微尘，早已了无痕迹。

有位哲人说过，比欺骗更有害的是盲从。的确，盲从是缺乏主见的表现。盲从的人，自己只是一具躯壳，当他们以别人为方向一拥而上时，结果往往步入盲从的“泥潭”，走进人生的“死胡同”，结果可悲可叹。因为盲从，东施效颦终成笑话；因为盲从，燕国寿陵人邯郸爬行；因为盲从，刘丽娟追星导致家破人亡„„

生活是立体的画卷，风光与陷阱同在。没有理性，必然盲从，当我们放弃自己的立场，

失去思想和行为的主心骨，用别人的观点去看一件事的时候，错误便造成了。

因此，现实生活中，我们要时刻擦亮眼睛，要做人生理性的主宰者，科学、理性、独立，不惟上不膜拜，不盲从不犯迷糊。我们要始终坚信，一个坚持理性思考的人，才会拥有一个本真的人生。

冷漠旁观是无奈更是无情

文/杨朝清

因先后提醒两名乘客注意小偷行窃，广东东莞市106路公交车司机黄广现和售票员李玉凤夫妇被刺伤，黄广现手臂上连接拇指的手筋被割断。事发时，车上20多名乘客全都吓得躲向公交车尾部，没人敢伸出援手。（11月5日《南方都市报》）

公交车其实也是一个小型的陌生人社会。在这样的一个公共空间，如果人们面对罪恶的时候处于一种无能为力的状态，如果人们与罪恶的对抗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的时候，底线就会处于失守状态。乘客选择冷漠旁观，固然有客观上的行为能力的限制，但更为关键的是，主观上的利他行为动机不足，让“自我保护”的观念占了上风。

在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看来，当人们可以为罪恶找到理由，哪怕是自欺欺人的理由，冷漠也就随之产生了。在成本与效益的比较与权衡中，旁观成本最小是可预期的，收益则难以预期。不论是“枪打出头鸟”的畏惧心理，还是“别人都如此”的从众心态，抑或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回避态度，每一个乘客都可以为自己的冷漠旁观找到理由，从而减轻良心上的罪恶感。

冷漠旁观作为一种失范行为，是不断累加和升级的，当人们习惯了轻度失范的时候也就逐步习惯了重度失范。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在罪恶与非罪恶之间建立有效的隔离带，对重度罪恶的冷漠甚至容忍很难说不是一种必然。见到有人失足落水人们冷漠旁观，见到跳楼自杀人们当热闹来看，许多时候，冷漠不仅是无奈，更是无情。

公交司机黄广现的遭遇向我们提出问题：如何消除冷漠旁观，如何才能维护正义？我想只有将制度护佑与人性的勇敢结合起来，公共生活才会安全和温暖起来

老人宽容肇事者，谁来抚慰老人？

文/王石川

沈阳大爷王福顺，跌倒后为了不给撞他的小伙子麻烦，说了一句“我有医保你走吧”。其实他是一名临时工保安，每月工资1700元左右，根本没有医保（12月22日央视）。 在“搀扶摔倒老人反被讹”的语境中，王福顺的举动更令人仰望；还在于老人确实有一颗善良的心，在浮华时代中，这种精神上的高贵很稀缺。

固然应该为老人点个赞，但亦应看到，平静交涉，不等于就是讹人；要求撞人者承担基本责任，这是王大爷的权利。最关键的是，所谓的“我没事，我有医保”也未必就有兜底功能。何况王大爷没医保呢？没医保的王大爷为了放行撞人者，故意说成有医保，在真相面前，让人对他的敬重又多了几分。在敬重之余，是不是更多的是唏嘘与尴尬？

现在媒体已经追踪至此，毫无悬念的是王大爷的医保不仅能快速解决，还将获得更多的物质或精神奖励。问题是，如果没有此事，他会被关注吗？也许只是无数没有医保的保安中的一个，继续着贫瘠而本分的生活。王大爷的医保解决了，其他保安的医保呢？按照法律规定，保安有依法参加养老、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并享受相应待遇的权利。临时工身份也应该有医保，为何那么多保安、清洁工没有医保？这是谁的责任？

人性是复杂的，也是难以“普适”的，换一个老人也许就未必如此“慷慨”，这种大度的个案值得激赏，但不应该推广，关注这个老人的善良，更应该关注他的困境，关注这个群体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