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泰州博物馆藏青釉刻花六系盖罐的几点认识】 北宋耀州窑青釉刻花牡丹纹碗

　　1994年，江苏省泰州市苏北电机厂工地出土了一个青釉刻花六系盖罐(图1)，罐高28厘米、口径15.5厘米、底径16厘米，现藏于泰州博物馆。该罐年代初定于南朝时期。罐总体上呈圆形，有圆形盖(图2)，子母口，四方纽，纽中心有一圆形洞口，盖纽中心刻八瓣重瓣莲纹。罐口为直口，短颈，丰肩，圆鼓腹，平底。肩部刻弦纹二道，在肩部对称安置有双桥形系和单桥形系共六只。腹部刻有两周莲瓣纹，中间还刻有一周缠枝忍冬纹。胎色灰白，胎质较粗。盖罐内外布满青釉。釉层较薄，釉面有细碎开片，积釉处玻璃质感比较强。
　　这件青釉刻花六系盖罐非常具有特色，罐整体纹饰布局很协调。从器盖到罐底部共刻有三周莲花瓣纹，盖子方纽下一周共有八瓣重瓣莲花纹，上腹部刻十三瓣覆莲纹(图3)，下腹部刻有十五瓣仰莲纹，腹部中央刻一周缠枝忍冬纹(图4)。这一类型青釉罐无论从器型上讲，还是从纹饰上看，都是同时期比较典型的器物。特别是在纹饰方面引入了佛教因素，这一点变化值得研究。
　　根据我国学者研究，西汉末年佛教已传入中国。公元前3世纪印度阿育王时期以后，佛教逐渐传播到印度西北地区的大夏、安息，并沿着丝绸之路向西域各国流传。据《大唐西域记》、《洛阳伽蓝记》记载，西汉末年佛教又从西域各国传到了我国于阗、龟兹、疏勒、莎车、高昌等地区。大月氏是西域佛教盛行之地，口授佛经又是佛教的传统做法和我国早期翻译佛经的通行办法。佛教传入我国后对老百姓的生活逐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官方或者民间生产的艺术品、生活用品或多或少都刻上了佛教的印记。泰州博物馆馆藏的这件青釉刻花六系盖罐在纹饰装饰方面则蕴含了一些佛教因素，其中三周莲瓣重纹及罐腹部忍冬纹就是佛教元素的直接体现。
　　同时期我国出土的青釉罐大多数没有盖子。如泰州博物馆馆藏的另一件青釉划花十系罐就没有盖子(图5)。但是这件罐的肩部和下腹部分别有一周莲瓣纹。此罐在出土时，在罐内发现了两枚“太建六铢”铜钱。通过年号可以断定该钱为南朝陈宣帝太建十一年所铸造。因此，将该罐的年代断为南朝陈末年也是不容置疑的。佛教从西汉末年传入我国之后，便开始由西向东，由北向南传播。到了南朝时期南方江浙一带佛教已经盛行了起来。
　　
　　
　　泰州博物馆馆藏的这件青釉刻花六系盖罐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其盖上的一周莲瓣纹。这一周莲瓣纹共由八瓣莲花组成。佛经《大正藏》经典中有这样记载：“人脐中出千叶金色妙宝莲花，其光大明如万日俱照，华中有人结跏趺坐，此人复有无量光明，名日梵天王。梵天王心生八子，八子生天地人民。”这段文字说明了印度教创造的神梵天王坐在千瓣莲花上诞生，梵天王心生八子，由八子创造了天地万物。因此，这件青釉刻花六系盖罐的罐盖刻有一周八瓣莲花纹也就不足为奇了。佛教传入中国后，当时的劳动人民并不是完全照搬印度佛教的原始造型和思想，而是结合了中国原始宗教思想对佛教进行了本土化改造。这件青釉刻花六系盖罐盖为方纽圆盖，寓意了中国早期哲学思想中“天圆地方”的观点。这是我国宇宙天体思想在瓷器制作中的形象化反映，同时又运用了佛教艺术中的莲花造型。因此，可以说这件精美的青釉刻花六系盖罐是中西传统文化元素结合的典型例证。
　　这件青釉刻花六系盖罐腹部的一周忍冬纹同样值得关注。《本草纲目》云：“忍冬久服轻身，长年益寿”。忍冬纹于东汉末期开始出现，南北朝时最流行，被大量运用在佛教上，比作人灵魂不灭、轮回永生。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北魏时期一佛两菩萨说法图刺绣残片一件，壁画中供养人的长衫上绣有忍冬纹。这是佛教思想与我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的反映，也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最早与我国传统文化因素相互结合的印证。在佛教自西北向东南传播的过程中，忍冬纹造型逐渐出现在佛教艺术的各种实物上。该青釉刻花六系盖罐整体上呈圆球形，上腹部和下腹部基本对称，罐身总体呈现出结构上的和谐。颈部单系加双系的造型符合罐身整体力学结构。双系结构克服了罐子在使用过程中左右摇晃的情况，进一步增加了罐身的稳定性。因此，这件青釉刻花六系盖罐不仅是泰州博物馆馆藏精品之一，同时，在南北朝时期的青釉罐系列中也属于难得一见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