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俗”文化社会根源及根除“三俗”对策分析】根源在哪里 对策在哪里

　　摘要：2010年7月，党中央正式指出要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的三俗文化。那什么是“三俗”呢？从三俗的定义来看，党中央要求去除的“三俗”文化与我国的传统的“俗”文化在概念和内涵上都有着区别。本文首先介绍了“三俗”的定义，接着再对中国的传统的“俗”文化进行探寻，试图从中找出二者的区别和联系，为接下来寻找“三俗”文化的社会根源做理论铺垫。最后，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如何根除“三俗”文化的对策，希望能为还当下社会的文化环境一片净土做出一点贡献。
　　关键词：三俗文化；社会根源；对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2-0098-02
　　
　　当下庸俗、低俗、媚俗的所谓“三俗”的文艺节目不停地对大众进行视觉、听觉的轰炸，挑战我们的道德底线。这些以“俗”为义的文化粉饰乔装，入侵大众的认知，同时争议之声也四起。庸俗、低俗、媚俗的文化一边接受着道德审判、一边却又大肆流行。这些“三俗”文化是怎样产生的，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弥散开的，作为受众的我们是不是做了传递这些“三俗”信息的帮凶？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仔细探求。
　　
　　一、由“三俗”的定义来看三俗文化
　　
　　2010年7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1]至此，中共中央正式确立彻底反对“俗文化”的不正之风的坚定决心。这个指导方向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也从侧面告诉我们，当下社会已经存在的“三俗”文化已有泛滥之势。那什么是庸俗、低俗、媚俗呢？我们可以先从“三俗”的定义来逐一分析。
　　庸俗的解释有两种：其一是“平庸鄙陋；不高尚”。东晋道教学者葛洪在《抱朴子•穷达》中说：“庸俗之夫，暗於别物。”其二指“平庸鄙陋之人”。《抱朴子•论仙》有言：“庸俗之所贵；乃至人之所贱也。”[2]低俗的解释为低级庸俗。[3]该词在语气上显然比“庸俗”，贬义色彩更为浓重。媚俗的“媚”字有“逢迎取悦”之意，《孟子•尽心下》说：“阉然媚俗于世也者，是乡原也。”[2]笔者理解为该词用来批评巴结他人，有意讨好，曲意奉承的行为。而为什么庸俗、低俗、媚俗也是一种文化？如今也有很多人义正言辞地表示“三俗”也是文化，有存在的理由。殊不知，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大的制度和组织机构。[2]将“三俗”进行文化分类的话，它因属于狭义的文化范畴。这种意识形态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反映，不是整个社会或人类群体的精神财富。它的确归属于文化这一大的范畴，但仅是某一个，最多某一部分群体辐射出来的形态。“三俗”的这种文化成分我们暂且称其为一种“伪文化”，是我们要予以摒弃的。
　　我们要坚决反对三俗的决心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雅俗共赏”、“大俗即大雅”之中的“俗”文化概念是不是就是我们要反对的“三俗”呢？二者是共通的吗？前面我们从定义上基本对“三俗”进行了基本的了解，现在让我们再进一步追溯“俗”文化的来源，认识清楚在不同的语境中“俗”文化与“三俗”之间的不同，在反对“三俗”的过程中，可以使我们做到有区别地，有步骤地去伪存真，意识上也更加清醒。
　　
　　二、“俗”文化与“三俗”文化的区别
　　
　　“俗”文化在起源时，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带着浓烈的贬义色彩。“俗”与“雅”相对，从这两个字所出的最早的语境来看，二者并没有明显的褒贬之分，最重要的区分是指在类别上。“雅”最早指的是周王朝统治的重要区域，而“俗”与之相对，指其统治地区之外的其他地区。所以，“雅”、“俗”是这个时期仅指统治地区上的不同，还没有褒贬之分。《诗经》中风、雅、颂中的“雅”大部分是奴隶主贵族上层社会在重要场合，如典礼、宴会等所唱的乐歌。《易》、《诗》、《书》、《左传》和《论语》等重要典籍中也未见“俗”字的特别解释。在战国时期，也多指习俗、风俗，即由习惯而形成的某种特定生活方式，因为民众是广泛的，所以习俗、风俗中的“俗”字略含“平凡”的意思，但是主要是指通俗，大众易懂易接受而已，并不是就是特指“庸俗、低俗、媚俗”。如《周礼》云：“以俗教安，则民不愉”；《礼记》云：“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均是指某种民众的生活风貌，习性等。上文我们已经谈到“庸俗、低俗、媚俗”三个词大概是从战国后期，晋朝始有之。经过各个时代的演变，可以说“俗”字是有两重含义的。第一，指因习惯而成的某种生活方式时，如“民俗”、“风俗”时，是中性的；第二，当指低劣的、低级趣味的行为或者文化时就是贬义的。而今我们要反对的“三俗”具体指什么呢？在当今的文化语境下笔者的理解是：首先，粉饰太平、人云亦云，没有真正的艺术鉴赏力为庸俗；单纯地追求感官刺激、把文化都切割成快餐来消费便是低俗；文化没有独立的人文精神、应有的批判意识为媚俗。某些永远歌舞升平的晚会，充斥粗制滥造的影像制品，不关心百姓疾苦只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的“有偿新闻”，过度消费娱乐新闻或恶意炒作……凡此种种，皆为“三俗”的范畴，皆为我们必须剔除的毫无所益反有所害的文化。所以，“俗”文化与“三俗”各自所指的内容并非完全一样，这对我们正确地开展反“三俗”活动是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的。
　　
　　三、“三俗”文化的社会根源
　　
　　我们反对“三俗”文化的旗帜是鲜明的，“三俗”文化的大量涌现也绝非一日之寒，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产生的，有它特殊的社会土壤。仔细探求它产生的社会根源，是对其采取相应措施的前提条件。笔者将其粗略地分为三个方面：1.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文化慢速发展的错位。市场经济带来了强大的物质繁荣，经济总量日渐强大，但文化发展却与之错位。当我们不能科学地对待来的如此快速物质财富，理想和信仰便出现缺失，追求商业利益成为一切“三俗”文化坚持的法则。这样的大社会环境，为“三俗”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人们不再苛责文化产品里是否有对人类社会、理想信念的严肃探讨，更乐意关注这东西品是不是够轻松搞笑、低俗恶搞。另一边，很多从事文艺创作的人视域狭隘，恐惧政治，常常服务于某一特定的利益集团，以图利益均沾。他们对涉及民生等重大问题的题材往往避而远之，作品浮夸。失去群众基础的作品，自然不会有蓬勃的生命力，只能在“三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这场空前的经济浪潮中，经济基础本身可以服务于上层建筑，但二者却没有并驾齐驱。经济对文化的带动和促进并没有找到合理科学的路径，经济在一路狂飙，真正有价值的文化产品却失语。这个因素成了众多因素中至关重要的一个。2.高等教育质量的部分下降。我国的高等教育从一开始的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跨越式发展取得的成果固然令人瞩目，但膨胀式的发展必然导致无法做到求细求精。机械化的照本宣科式的教育和批量式的教学使师者无法对学生进行细致、正确的审美启蒙和引导，使得许多学生丧失基本的审美、判断的能力，艺术作品的深度和美感被肤浅的表层感受所取代。这相当于为“三俗”文化间接培养了主体和市场。我们如果再不加强高等教育“精耕自作”，那么“三俗”流毒便依然会倔强的存在着。3.媒体“受众为王”的观念。当受众与商品挂钩、商品与广告挂钩、广告与电视挂钩，“收视率为王”、“受众为王”便产生了。尽管“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一再遭人唾弃，但依靠广告收入为生的纸媒需要发行量、电视需要收视率、网络点击率，电影需要票房，恶性循环无可避免。这时候“三俗”再一次登堂入室，找到生存空间。2010年春节联欢晚会大量的拙劣的植入式广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这个中央级、全民性、有着良好悠久的品牌效益的电视栏目里，强制式地植入这么多广告，仅仅是为了获得天价广告费，多少显得有失身份， “三俗”乘此机会搭了一趟便车。比如当“艳照门”发生后，内地港台一片喧嚣。随后，事态越来越严重，流出的照片越来越多，网民对当事人的猜测、讥讽、嘲笑以及围观，几乎组成了一群临时的强大的网络暴民。不经意间，我们在消费着这个事件的时候，何尝又不是在消费着庸俗、低俗、媚俗的文化。网站当然换得了点击率，此时的媒体和参与到其中的网民不自觉地合谋，当了一次“传播”三俗的文化帮凶。
　　
　　四、根除“三俗”文化的对策
　　
　　上文粗略地将“三俗”文化产生的社会根源做了归类，针对这几个方面，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根除“三俗”文化的对策：1.经济发展应该正面作用于文化发展。我们用了30年的努力换来了物质生活的繁荣，却忽略了经济作用于文化的负面作用。我们的经济发展取得成果已经毋庸置疑，但作用于文化上除了在出版、录制、制作等这些技术层面上更加精细而外，其他的作用并不明显。但是，无论经济如何膨胀发力，都无法取代正确的文化观的引领作用。我们大可利用这种大好的经济局面为真正优秀的作品开辟道路，为真正有文化人格的作家作者提供创作空间，为大众提供一个赏心悦目的阅读、收看环境，而不是吹捧各种选秀、烂俗的相亲、无聊的顾镜自怜。2.高等教育的应更加“精细化”。这个问题从高校扩招开始，就引起过各路专家的争议。当然，直接将高等教育的质量下降或“三俗”问题都归咎于扩招显然有失公允。扩招是大势所趋，最近十年来高校的硬件建设也阔步前进，但软件建设却没有及时“更新”。这直接导致了高等教育的粗放式增长，学生得不到正确及时的引导，自我判断意识模糊，但可塑性又极高。这个受众群体庞大，同时又处在学校与社会之间，若干年后他们会肩负起服务社会、教育下一代等社会责任。所以，高等教育的软件建设、教育质量的“精细化”对根除“三俗”的社会根源是高瞻远瞩的一步棋。3.改变媒体的受众观。在许多人批判“三俗”文艺作品时，制作人一再想拿节目收视率高为挡箭牌。但是，他们明显可以忽略了收视率仅能代表关注度，大众认可度不是仅凭收视率这一点就能以偏盖全。大众媒体的传播能力强势，如果一再地让低级趣味的栏目一统天下，有胁迫受众、滥用社会公器之嫌，是种隐蔽的暴力。主流媒体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只是嘴上宣传要反“收视率为王”、反“三俗”而没有从实际行动上改变受众观当然不会起到效果。媒体天然有着聚焦和放大的作用，很多情况下受众是被动而弱势的。媒体应该“反客为主”，积极倡导健康、积极的价值观才是获得受众尊重、推动各方发展的正确方法。从以上分析我们可知，“三俗”文化并不等同于中国传统的俗文化。当然，“三俗”文化里包含的某些方面，古今皆有，但是在当代特殊的文化语境中，低俗、庸俗、媚俗的文化又显得更加泛滥，程度也呈有增无减之势。商品价值观植根于文化领域，受众便开始转变成消费者，作家的作品便成了商品。用需求决定生产是商品价值观的定律，所以文化沦落为“三俗”。有人试图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对低俗文化传播的纵容来论证“三俗”文化存在的合理性，但他们显然忽略了许多这些国家同时还有各种相应的约束手段。也有人试图用“后现代主义”理论来描述和解释“三俗”文化。但是“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有许多的争议，评价标准也就并不科学。
　　所以，我们首先正确理解什么是三俗文化，有了参照系统，理解它的社会根源，明白了它的生存环境，才能真正坚决地摒弃“三俗”，真正找到现代社会应该追求的文化境界。
　　
　　参考文献：
　　[1] 新华网.胡锦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OL]. https://news.省略/politics/2010-07/23/c_12367399.htm.
　　[2] 汉语大词典简编[M].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
　　[3] 新华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