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目用什么符号 [传播符号化在相亲类节目中的考察]

　　摘要：传播自从人类作为成熟社会的主导开始就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传播对生活的影响逐渐被放大，传播的技术由单纯的口头传播、烽火传信到书写文字的出现和文字传播的推广扩大，导致传播的死亡时间（效力和显著性）的延续性开始拉长，传播的效力进一步增强。传播空间的增强是在古藤堡发明印刷术之后，纸质材料的快捷、方便、灵活的特性使得传播的空间性得到广泛的伸展，从此时传播的效力开始影响人类行为的轨迹。电视和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文字和语言的障碍，突破了国界和民族，造就人类“地球村”（麦克卢汉）。传播的符号化进程也体现了其变化的轨道。相亲本来是人际传播的主要内容，由于社会变迁、大众传媒的发展和符号制造的推动力导致相亲本来作为隐私性的谈话变成公共对话。本文关注的是相亲类节目符号化过程的变化，角色扮演的前后台关系，他人引导型社会对相亲类节目的影响以及相亲类节目带来的影响和对该类节目未来出路的思考。
　　关键词：传播符号化；拟局角色前后台变化；女性主义话语权；相亲类节目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5-0084-02
　　
　　
　　一、相亲类节目与传播符号化
　　传播的符号化是指符号在传播中的作用以及符号在传播中的变异，比如根据符号学的原理，女性在未婚的时候与已婚的时候的称谓是不同的，“姑娘”和“妇女”代表不同的女性形象。现如今在网络语言的刺激下，符号称谓的指陈性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比如，“剩女”这一名词在网络上是分阶段的，有剩斗士、齐天大剩等等，这也是媒体传播的效果之一。相亲类节目的由头在于传播符号变迁中的对象化的一种体现，首先体现在社会大环境变迁下的男女对待婚姻的态度的不同看法，在社会的急剧变动下，工作压力、不动产压力、就业成本、恋爱成本、安全感的失落导致青年男女在爱情面前更加的现实性，社会变迁带来的是社会成员的游动性，也就是不稳定性，就像流浪汉一般。在这种情况下，传播的发出者会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结果：放大这种不稳定性，用以突出媒介的权威性；缩小这种不稳定性，体现媒介的责任感。相亲类节目则是前者的表现。符号化是指借助于语言来描述现实，也需借助于语言来理解现实或说服他人接受自己对现实的解释。因此，通过语言对现实进行描绘和解释往往是传播过程的开始。
　　《非诚勿扰》是以打造全新男女的搭配和认知为主旨的大型相亲类节目，利用主持人和嘉宾的妙语连珠来夸大对主角的认识，利用视频介绍的方式体现男主角的“真实”生活，让人眼花缭乱的是男主角的生活都涉嫌做作的部分，却被观众和偏好的女主角所忽略。传播的符号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事物符号化；二是进一步将符号化的事物纳入一个明确的价值判断体系之中。受众根据这两条原则就可以接受所谓的事实，男主角很有钱、男主角很得志等等，缺乏一种深层的思考，不需要独立去完成而是从场面中去判断，使得整个“游戏”变得空前热闹，从而达到高潮，使得传播变得容易而简单。相亲这个做法作为节目，按照艾柯的说法，内容永远不是事物本身。意义，也就是所谓的文化概念才是相亲节目的主旨所在。节目本身并不吸引人，但是节目所制造的文化氛围却使人参与感加强。根据威廉斯的说法，文化是感觉、意义和意识的社会化生产与再生产。相亲类节目在传播过程中强化相亲的同时，在创造娱乐和视觉冲击，以及男女双方的待遇问题及涉密问题的巧妙揭露，在节目中相亲的概念从双方约定性变成多方选定性，参加相亲节目被视为一种决定部分，而非被决定部分。
　　《我们约会吧》和《非诚勿扰》的共同特点在于创造相亲符号。传播中的符号分为外延和内涵两部分，外延是指符号的所指，像上述两类节目有共同的外延也就是指相亲类节目，只要一提起该节目的名称，就会知道该节目的大概内容，电视节目的符号制造所指在于熟悉性，通过策划和活动推广来扩大节目的知名度和认知，也就是扩大节目的外延。节目的形式本身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内容是变化的，这就涉及到内涵，内涵是对节目内容的感觉、判断和评价。《非诚勿扰》和《我们约会吧》对于观众朋友是不同的感觉，前者会让人觉得大方、嘉宾评论的犀利和主持风格的客观性，后者是何老师主持风格的主观性和节目制造的娱乐氛围。在传播的符号化过程中存在对于观众和节目主角的不同的符号化和互动的变化性。节目主角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普通一员，在上节目之前也就平淡无奇。节目之后，主角被符号化了，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sign）。并且与之密切相关的是观众的期望值的上升。根据芝加哥学派的理论：节目角色自我又能符号化为更为持久的自我概念，行动者把它当做客体，并置于互动之中。女主角在节目中被广泛知之，比如某女主角在节目中变为拜金女郎，在屡次参加节目选拔中不断强化这一概念，使得原本并不强的自我对金钱的认同被放大化。观众朋友也会评价她的行为，并进一步强化拜金这一概念。
　　二、相亲类节目与拟剧角色理论
　　拟剧论是指借助戏剧（theatre）的类比而对日常生活进行的研究。传媒的舞台制造不同的表演、提供场景和角色扮演。在传媒舞台上扮演的演员属于核心概念。按照特定的脚本行动，而脚本按照李普曼的说法，在“拟态环境”下进行的角色扮演，是对真实世界的丰满化和传媒引导性。戈夫曼的拟剧论建立在缺乏“坚定不移的现实感”的社会联系和互动基础上。在彼此使用的“符号媒介”中，人们发展出了一种情境定义，在这种情境定义全面建构过程中，人们投入表演，扮演不同的角色。
　　相亲类节目的出现，标志着后台的准备和表演被搬上了前台。相亲这一活动就传统而言，本身是后台活动，具有隐蔽性和放松行为，在后台还有不合理和不正规现象的存在，相亲的二人关系的特色在于其纯个性的人格关系。因此，二人关系总是伴随着终结的观念（悲剧性的根源）、亲密性（秘密性的根源）和曝光性（失去特色的根源）。二人关系构成的是直接的一方以他方为基础的，双方中的一方的退出会导致整体的破坏。在传统相亲中，双方作为前台的礼貌性、客气性和缺点的隐蔽性使得扮演的程序得以延续。今天，相亲类节目的安排，使得角色扮演的前后台发生变化，以往在后台发生的非正式行为，关于“舞台”的讨论就以娱乐性的方式由后台转向前台，我们在节目中可以看出嬉笑怒骂的场景，“厚颜无耻”的场面，这些本来应该是后台的排演过程中所规避的行为和负面因素，然而，在相亲类节目中被移到了前台，前台本身的命题与后台过来叠加的前台命题，加起来就会产生这样的效果：1、一贯表现前台形象的积极附带功能，控制设备，在环境中进行表情控制；控制那些体现某例行行为倾向的符号；控制那些属于特定角色的符号。2、对于文化价值的融合或例证。3、以个人神秘性侵透某一情境。4、传达真挚的感觉。5、在节目环境中，男女主角和主持人在表演同时还会相互接受他者的演出，会倾向于发展出一个共同的对于情境的定义：相亲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提高认知度和利用媒体提升个人魅力的工具。
　　后台表演的前台性带来的不仅仅是舞台互动性的增强，同时也会给观众带来几种不同的感受：焦点互动和非焦点互动的变化，焦点互动是指“当人们积极有效地在某一时间里，集中感觉和视觉的注意力于某一焦点时发生的。”非焦点互动是指“包含单单依赖人们在彼此面前的表现来进行的交往，在相互的互动下的交往。”所以，在相亲类节目中，产生了焦点互动和非焦点互动的交叉，相对于观众和节目主角而言，是焦点互动的效果，焦点互动包括尊重仪式、角色和自我、交谈四个部分。尊重仪式包括：规避仪式和展示型仪式（Presentational ritual）。对于观众而言，规避仪式的内容很重要，在女主角周边会产生“理想的边界”，观众不能侵犯其中，包括主持人也不能越雷池一步，比如小个子的女生千万不能说关于身高的敏感话题。在展示型仪式上，会给女主角一个定位，比如《非诚勿扰》中的钢琴教师、健身教练、职业设计师等等，透过这种定位的展示，会给观众制造某种特定的尊重和感受。通过尊重仪式，个体投入到相遇和互动中，会表达出自己是特殊个体的概念，保持和延续自己独特的形象。主角在节目中的定位会延伸到生活中，并通过各类媒体的“狂轰滥炸”（包括互联网、报广、丑闻事件），强化独特形象。焦点互动的第二部分是角色部分，在戈夫曼看来，一个角色是指“在他人面前可见地实施的一系列行为，是与他人拟合的”。也就是说，个体试图为自己建构角色，如果成功了，这种努力就会影响到对情境的全面界定。角色的情境制造会导致两个极端的结果，角色远离和角色包含（痴迷）。在相亲类节目中，可以很明显看到这种爱恨两重天的局面。
　　在《我们约会吧》中对于许博纯的厌恶是一致的，由于许博纯的对女性的不尊重和对待金钱的看法，使本身带有期望的观众发现其行为与期望不一致，使得该人被观众一致认为是“角色远离”，削弱角色扮演的观赏性。相反，《非诚勿扰》中那笛美丽的面庞、知性的态度和温文尔雅的语气完全满足观众对其的期望，当其被领走的时候，观众的执着和卷入产生恋恋不舍之情，互动的表演产生作用。观众作为他者，在与角色表演时的假定和自我想象是一致的。现阶段的社会类型就像李斯曼的书《孤独的人群》中所写的：传统的环境是受羞耻意识所左右的“传统取向型”，发展为倾听及内心的声音、具有罪的自觉的“内部取向型”，现在是一边感到莫名其妙，一边附和他人动向的“他人取向型”社会。在这个“他人引导”社会中，节目角色的自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主持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引导者，容易把观众或嘉宾放到节目议程所必需的轨道上去，这样容易抑制自我的表现。戈夫曼自我概念的观点是有赖于并契合于他人反应的。“在相遇中，个体设置出一条航线，它是一个语言和非语言行为的模式，通过它，人们表达他们关于情境的观点来估量参与者，尤其是他们自身。”在相亲类节目中，自我的表达在于试探性的解释，女嘉宾的投入程度与表情和姿态很有关联。男嘉宾的介绍后的第二个环节，也就是对话阶段，感兴趣的女嘉宾会更表现出丰富的肢体语言，比如挥手、目不转睛等等，以此表达对对方的兴趣。自我的表现在于维护面子，使用暗示性语言、影射性话语和模糊的词语来保护自己，用以提升共同的现实感。“航线”就像标准，越过或不到都会影响对话和交谈。
　　三、相亲类节目的出路思考
　　在《非诚勿扰》等媒体操作的相亲类节目中，发现现实的社会变迁对男女对象选择的影响巨大，需要建立相应的监管机构，广电总局的行政力度加强，建立社会问责制度。根据霍奇斯教授的理论，社会问责制度是使公民的利益通过传媒充分问责而得以表达，实现传媒社会责任和保障公众传媒获取和使用权的制度安排，而不仅仅是认知。也就是说，媒体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张力要靠传媒问责来稳定，建立传媒问责制度，使传媒引导健康、有序的媒介传播和交往话语的“健康张力”。哈贝马斯告诉我们：“交往的合理性”取决于行动者和言说者在接受挑战时随时准备重新取得一致，为的是恢复正确性主张的真实性和公正性，在这种论证中扩展的交往行为，是客观的、合理的道德观念的关键所在。在相亲类节目中，媒体可以发挥，但不要越过问责和监管的底线，要引导正确的相亲观念和积极的生活态度。相应的媒介评论和专家团队要提高其素质和修养，在评论中肯定正确的价值观和判断力，在专家的话语中，引导相亲对象建立正确的相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