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种版本高中生物教材《现代生物科技专题》内容差异比较_了中生物教材高中生物教栈

　　高中生物学教材《现代生物科技专题》是一个选修模块,适于进一步学习生物科学类专业的高中生学习。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初审通过的《现代生物科技专题》教材有五种版本,分别是“人教版”、“浙江科技版”、“苏教版”、“河北少儿版”和“中国地图版”。他们都是根据《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编写的,其内容在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在一些生物学事实的时间、名称、外文注释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异。
　　一、 时间差异
　　科学基本事实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命科学事实即如此,其发生时间是确定并且唯一的,但五个版本教材对一些“生物学基本事实”的时间表述却存在着差异(如表1)。
　　二、 名称差异
　　五种版本教材中名称的差异包括比喻称谓、人名、疾病名、科学家归属地、条例名、实验材料名及动物名等。
　　1.比喻称谓差异。对于限制性内切酶,人教版(第4页)、苏教版(第10页)和河北少儿版(第79页)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分子手术刀”、“手术刀”,而中国地图版(第4页)则将其比喻为“基因手术刀”。河北少儿版(第80页)和人教版(第5页)将“DNA连接酶”比喻成“分子缝纫针”、“缝纫针”,苏教版(第11页)的比喻是“分子针线”,中国地图版(第4页)的比喻是“基因缝纫针”。
　　2.人名差异(如表2)。
　　3.科学家归属地差异。人教版和河北少儿版称之为“柯勒”的科学家,与中国地图版所说的“科莱尔”系同一个人,但他们对其归属地的表述不一致,人教版称其为“英国科学家”(第53页),河北少儿版称其为“德国科学家”(第65页),中国地图版则称其为“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家”(第36页)。
　　4.疾病名差异。人教版、浙江科技版、苏教版和河北少儿版对同一种疾病,分别用了四种不同的名称,分别为“严重复合型免疫缺陷症”(第23页)、“重度免疫缺陷症”(第12页)、“腺苷脱氨酶(ADA)基因缺陷症”(第19页)和“腺苷脱氨酶(ADA)缺乏症”(第101页)。
　　5.条例名差异。由国家制定的条例法规具有法律效力并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具有权威性和公正性,但有的版本对于其名称的表述却很不权威,河北少儿版(第117页)和中国地图版(第95页)把同一“条例”分别说成是《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和《农业转基因生物管理条例》,虽只有“安全”二字之差,所代表的含义却有极大差别。
　　三、 外文注释差异
　　教材中外文注释对当今中学生在知识储备方面具有深远影响,它可以扩展学生的国际视野,以便与国际接轨。因此,五种版本教材都对核心概念进行了外文注释,但其外文注释却存在着一些差异(如表3)。
　　四、 其他差异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的差异之外,五种版本教材在科学数据、等级划分、科学术语、生物学事件次序及图示标注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具体如下。
　　1.科学数据差异。各版本教材对培养动物细胞的最适温度的表述不一致,人教版说是“36.5±0.5℃”(第46页),苏教版说是“37℃左右”(第49页),河北少儿版则说“36.5℃-37.5℃”(第62页)。对于克隆羊多利的寿命,人教版称“只有7岁”(第55页),河北少儿版称“不到7岁”(第68页)。
　　2.等级划分差异。红豆杉,由于树皮中含有丰富的具有高抗癌活性的紫杉醇而闻名,人教版将其描述为“国家重点保护珍稀物种”(第41页),河北少儿版描述为“我国二级珍稀濒危植物”(第60页),苏教版则描述为“我国一级保护植物”(第43页)。
　　3.科学术语差异。人教版(第69页)、浙江科技版(第47页)和苏教版(第63页)所说的科学术语“体外受精”,在中国地图版(第62页)和河北少儿版(第35页)则成了“体外授精”。两个术语虽一字之差,含义却截然相反――“受”表示被动之意,而“授”表示主动之意。
　　4.生物学事件次序差异。对于植物细胞全能性的证明,河北少儿版是这样描述的,“1958年美国科学家斯图尔德(F.C.Steward)等利用胡萝卜根的组织培养首次证明了植物细胞的全能性”(第51页),人教版则说“1958年美国科学家斯图尔德(F.C.Steward)等利用胡萝卜根的组织培养再次证明了植物细胞的全能性”(第32页)。一个称其为“首次”,另一个称其为“再次”。
　　5.图示标注差异。人教版(第66页)和中国地图版(第55页)囊胚图示中,对各部分进行了标注,其空腔都为“囊胚腔”,河北少儿版(第33页)却标注的是“胚泡腔”。
　　五种版本高中生物学教材《现代生物科技专题》在内容上的不一致对教材编写者、科学教师及学生均具有一定的启示。首先,教材编写者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要持审慎的态度,对教材编写要“精雕细刻”、“精益求精”;在教材使用的过程中,仍然需要教材编写者不断对教材进行再建设,使之不断趋于完美――改进和完善教材的过程是没有终点的。其次,科学教师要改变“教教材”的传统观念,不能再将教材视为教学的“唯一依据”;教材只不过是教学中的一种资源而已,需要教师在充分利用教材资源的基础上,广泛开发和利用学校、家庭和社区中的多种教学资源。在对学生的评价上,教师要脱离教材的限制,以“课程标准”为依据,评价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的水平。最后,对学生而言,教师(和学生)要明确,必须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提高其质疑能力。学生的批判精神和质疑能力不仅是针对教材的,也是针对教材之外的所有知识载体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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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朱正威,赵占良.生物科学与社会.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3]吴相钰,刘恩山.生物科学与社会.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4]汪忠.生物科学与社会.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5]刘植义,付尊英.生物科学与社会.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
　　[6]张新时.生物科学与社会.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杨 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