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金改”三问】金珠三角

　　两个月前，“温州金改”时，舆论和市场多少有些狂热。两个月后，当“珠三角金改”时，市场呈现的是对于“金改”更多的理性追问：　　谁来改？政府、市场，到底谁是改革的主体？
　　改什么？制度、产品、技术，到底哪个是改革的重点？
　　怎么改？寄望顶层设计，还是自下而上实施技术性破局？
　　只有这些问题全部得到厘清，众人期待的“金改”才能接触地气。事实上，珠三角和温州一样，上层最终批复的“金改”尺度必不如舆论期待那样宽泛。因此，完全寄望“特殊政策”的“金改”理念，似不可取。
　　当“金改”除却浮躁，不再是“跑部要政策、圈地搞园区、大干快上忙招商”时，金融实务层面的技术创新与变革，将变得从容、优雅，并且游刃有余。
　　新一轮“金改”大幕即启，作为“珠三角金改”智囊之一的陆磊，在他的《让金融回归技术》一文中一再呼吁：“如果把这些问题（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等）均称之为改革，则一部华尔街市场演变史就可称之为一部金融体制改革史了。我们需要厘清什么是金融改革，其他事情应允许金融机构和市场自行解决。”
　　“珠三角金改”门径
　　“深圳前海将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试点”、“RQFII相关ETF产品和港股ETF产品获批”等重大消息不断释放，显示国家政策层面力挺广东“国际金融”战略。
　　6月最后两天，《珠三角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获批的消息，一股脑儿释放出来。
　　与两个月前“温州金改”放出消息时的情形不同，盘桓在2200点左右的股市没有应声上涨，被研究机构精心挑选出来的“金改受益股”也未能享受资金狂热追捧待遇。
　　此间的上海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又传来“金改先行者”温州的非利好消息。有专家说，由于往深一步不知如何改起，“温州金改”面临难题。
　　这是否让“珠三角金改”的前途平添一重阴影？
　　金融第一省“金改”
　　“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广东金融学院代院长、联合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磊，参与了广东省内重要金融规划，他在今年5月底接受记者采访时，就透露“珠三角金改”即将获批。在他看来，如此量级的“金改”动作，对于珠三角，尤其对于广东而言，稍显姗姗来迟。
　　广东筹谋全省范围内金融改革创新，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彼时，“十五”刚刚启幕，当年6月，正在系统反思金融发展“大而不强”的广东省，始挂牌成立省金融服务办公室，“金融强省”随即上升为政府意志。
　　进入“十一五”，2007年6月，广东趁热打铁，正式推出“金融强省战略”。而直到2010年，广东在布局珠三角产业规划时，才提出“允许在金融改革与创新方面先行先试，建立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思路。
　　此为“珠三角金改”构想首度面世。之后不久，2011年，《广东省建设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上报至国务院。而今年3月底，国务院批复的第一个“金改”试验区是温州，“珠三角金改”方案能否获准批复，一度显得不太确定。
　　现在，“珠三角金改”已成定局，陆磊评价其政策力度超过温州，“这是真正的国家战略，这里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站，而人民币国际化将引至整个东南亚地区政治、经济、地缘等一系列大的变化，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范围内的货币版图”。
　　广东是中国的实业大省，2011年度GDP突破5万亿元人民币，金融总资产超过13万亿元，稳居全国第一。与之对比，抢得“金改”头筹的温州，无论经济体量还是金融体量，大致只抵珠三角区域内一个市辖区。
　　另外，从地缘上看，珠三角毗连香港、澳门，尤其香港，本身具有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因此，即便从国家层面考量，置身特殊地缘环境，在一个巨无霸经济体中力推“金改”，其意义应该比温州更加“牵一发而动全身”。
　　与“温州金改”的不同之处是，“珠三角金改”的起点有自己的特征。“简而言之，我们在金融改革创新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上，还没有真正破题，全国性首创要么来自于滨海新区，要么来自于浦东，社区性的面向自然人的金融创新和服务更多来自于江浙。因此，无论（金融）市场、服务、产品、机构，广东没有非常突出的亮点，还处于滞后期。”陆磊认为。
　　这一说法不缺印证。6月26日起连续3天，首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作为“珠三角金改”的预热节目，在广州会展中心举行。记者走访展区内粤籍小贷公司，发现大多数公司正专注于抵押贷款，而记者此前在中国西部调查显示，小贷公司抵押贷款业务已经步履维艰，转而谋求信用贷款技术创新。在融资技术创新上，重庆小贷资产甚至已经推入金融资产交易所上市交易。
　　“珠三角金改”布局中，广州是重要一环。6月29日，广州市金融办主任周建军向记者介绍广州未来一段时间金融工作抓手时，提及广州将致力于发展“碳排放权交易所”、“股权交易中心”、“期货交易所”三大市场交易平台。
　　实际上，在广东以外，从北京、天津、上海一直到大连、成都、重庆，类似交易平台在三到四年前完成搭建，部分交易平台经证监会整顿之后已进入二次亮相阶段。
　　“63层”的金融伤痕
　　“这并非说，广东金融一直就死气沉沉，相反，广东早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拆借市场、融资中心、外汇交易都已经相当活跃。问题是，那时缺乏有效监管和风险认知，因此产生了严重的风险和历史包袱。”
　　陆磊领衔创办了中国金融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对广东金融流变尤其熟悉。据他介绍，中国城市信用社全行业关闭起源于广东，国家层面推动的贷款五级分类政策最早也从广东试点，“1998年，几乎当时全中国风险管理方面的政策制定者、管理者和操作者都集中在广东”。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广东确曾在“金改”创新的道路上迅猛突进，既有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奇观，也曾留下伤痕。而这一切的见证者，当属至今仍矗立在广州环市东路上的广东国际大厦。
　　广东国际大厦俗称“63层”，曾有“南天一柱”的赞誉，在2010年世界第六高的广州国际金融中心大厦（广州西塔）崛起之前，老广东人心目中，“63层”既是广东改革开放成功的象征，又像是广东金融的敏感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