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铁路分布图 印度涉华舆论态势及对策

　　中国和印度都是全球举足轻重的大国，悠久的历史文明、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快速崛起的态势等，使得中印关系的走向对地区乃至全球都具有重要影响。而印度的涉华舆论在印度对华关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印度的各类媒体非常发达，学者、前外交官和退役将领也热衷于发表言论，扮演“民意领袖”的角色。印度涉华舆论是对中印关系的动态反应，既受制于根深蒂固的历史记忆，也随着双边关系的跌宕起伏而有所变化。
　　涉华舆论态势“先抑后扬 ”
　　2008-2009年，印度涉华舆论的消极面较多，这与当时两国围绕边境和西藏问题的矛盾凸显有关。特别是2009年，印度涉华舆论相当消极，炒作中国对印控克什米尔发放“另纸签证”、纵容达赖访问达旺寺等争议地区、鼓吹增加边境地区军力部署等。2009年8-9月，印度主要的英文媒体集体“对华宣战”，被称为“印度媒体的对华战争”。在长达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印度媒体歇斯底里地炒作“中国入侵”的“独家爆料”，严重阻碍中印关系发展。2009年11月，达赖喇嘛窜访“阿邦”和达旺寺，妄称“达旺是印度领土”，中国政府予以强烈反对，印度舆论则集体指责“中国政府将宗教问题政治化”。2010年以后，印度政府加强对舆论的引导，印度涉华舆论亦趋于理智，虽然仍不时伴有杂音，但没有出现2008-2009年的对华舆论攻击。实际上，印度媒体炒作“中印爆发海上冲突”、“中国将要入侵印度”等不实报道时，印度政府会出面辟谣，以正视听，对两国间的一些分歧也更倾向于低调处理，避免了舆论的恶意炒作。
　　报道总体倾向偏于负面
　　受制于边境冲突战败阴影、中国在南亚影响力上升、中印实力差距扩大及中印巴、中美印两对三边关系的演变，印度对中国抱有强烈的怀疑和焦虑，“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仍有相当市场。虽然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和印度拥有很多共性，需要增信释疑、加强合作，但是，这股声音仍相对弱小，一方面是因为媒体舆论希望借助“威胁”、“冲突”、“对抗”等噱头吸引眼球；另一方面是许多人担忧被批评为“亲华”、“不爱国”而不愿发声。“中国威胁论”仍是印度涉华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种论调始自于1962年边境冲突之后，最初集中谴责中国在边境问题上的“欺诈行为”。西方抛出“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后，印度舆论如获至宝并将之嫁接到中印关系上，甚至将之作为1998年核试验的理由，足见“中国威胁论”已经严重深入印度舆论的肌体。2008年以后，印度舆论不时渲染“中国威胁”，炒作议题包括“中国在巴控克什米尔有驻军”、“中国军队侵入印度边境”、“中国对雅鲁藏布江（流经印度境内的部分被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截流”等。
　　“中国威胁论”的五个方面
　　第一，担忧中国武力解决边境问题。边境问题是中印关系中的最大难题，也是印度对华的主要担忧，印度学界、媒体乃至官方都经常抛出“中国入侵印度领土”的论调。2012年2月底，印度国防学院和政策研究中心牵头多名战略家完成报告《不结盟2.0：印度21世纪的外交与战略对策》，强调“中国有可能通过武力宣示领土主张”。
　　第二，担忧中国构筑对印包围圈。印度对中国发展与其他南亚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的关系非常敏感、心存疑虑。印度对中国与巴基斯坦的亲密关系最为担忧。特别是2008年“11·26”孟买****后，印巴和平进程中断、双边关系跌入低谷，印度将对巴基斯坦反恐不力的指责，转化成对中巴关系发展的质疑，炒作中巴军事合作、“中国驻军巴控克什米尔”等议题。
　　第三，质疑中国进入印度洋的目的，怀疑中国构筑围堵印度的“珍珠链”。印度媒体对印度洋具有特殊的“使命感”，认为“印度洋是印度的海洋”，由于中印战略互信的缺乏，印度将中国视为印度洋海上力量的最大对手。许多印度战略家都认为“中印海上对抗不可避免”、炒作中国正在构筑连接缅甸实兑港、斯里兰卡汉班托特港和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珍珠链”，呼吁“印度海军政策规划的重要目标是阻止中国进入印度洋”。
　　第四，恐惧中国截断水资源，对印发动“水战”。中印两国共享多条河流，印度1/3的水源依赖发源于中国西藏的河流。印度担心中国在上游地区修筑大坝，导致下游的水流量减少，影响其农业发展和社会稳定。2011年6月，印度销量最大的英文报纸《印度时报》连续载文报道“中印水资源争端”。
　　第五，不满对华贸易逆差扩大，炒作“中国商品威胁论”。随着印度对华贸易逆差逐年增大，贸易结构不断失衡，印度对华反倾销数量水涨船高，对“中国制造”的担忧亦日益增强。印度主要的商业组织时常出台研究报告，呼吁印政府加强对中国商品的进口限制，增加对华商品的反倾销，保护本国制造业的发展，应对“中国商品威胁”。
　　对印舆论工作
　　近年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印作为新兴大国的共性增强，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气候变化谈判、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等领域拥有诸多共同利益，倡导“中印合作”乃至“中印大同”(Chindia)的呼声增强，印度涉华舆论的正面报道开始呈上升态势。中国应高度重视印度涉华舆论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加强对印度舆论的引导，防止其负面报道冲击中印关系大局。
　　首先，把握中印关系发展大局，尊重彼此关切、妥善处理矛盾。战略互信缺失是负面舆论滋生的最深层次原因，我宜坚持中印关系的友好合作大局，避免既有矛盾激化、减少潜在冲突风险、巩固战略相互依赖。双边层面，完善沟通机制，对内开诚布公地阐述彼此关切，对外不宜将分歧泄露给媒体，避免媒体曲解或过度炒作，特别是在边境、西藏、涉巴基斯坦等敏感问题上，应寻求内部机制谨慎交流沟通。地区层面，以地区合作为夯实双边关系的突破口，推动区域和次区域合作建设，加强在共同邻国（如缅甸、尼泊尔）的经济合作，支持对方在东盟和南盟两大地区合作机制中发挥更大作用。国际层面，强化作为“新兴大国”的共同身份，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避免被西方“分而治之”。
　　其次，加强与印度智库学者的交流，争取通过他们对媒体进行理性的引导和塑造。印度知识界扮演着“舆论领袖”的作用，退休外交官和退役将领更是热衷于“发挥余热”，经常在各类媒体上发表言论。鉴此，我方宜邀请退休外交官和退役将领来华访问，特别是要带领他们见证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减少其记忆中的对华歧见；两国政府设立“共同研究基金”，资助访问学者到对象国访学；邀请印度学者接受我英文媒体的采访或约稿，然后“出口转内销”反馈到印度国内；鼓励智库和学者间的二轨交流，可尝试举行“中印智库论坛”；鼓励更多的印度青年学者来华访问，给从事对华研究的印度青年学者提供奖学金，来华学习中文。
　　再次，加强与印度媒体的直接接触，鼓励其更多地了解中国现实、消除偏见。可定期组织印度媒体代表团访华，重点是主流英文媒体，辅之以政治权重较大的地方邦的媒体（如北方邦、中央邦的印地语媒体）；搭建中印媒体畅所欲言的交流平台，特别是加强两国青年媒体工作者的交流与互动，可举办“中印媒体面对面”等活动；鼓励更多的印度媒体在华设立代表处，使其能够采用一手材料而非转引西方的二手报道。对于印度舆论中的负面错误报道，我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驳同时，也要避免陷入“论战”的陷阱。
　　最后，大力推动两国人员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中印互信缺失的最重要原因是彼此缺乏了解，印度民众习惯性认为中国是“威胁”，中国民众对印度的印象则往往是“贫民窟”、“贫穷落后”、“宗教冲突”等。因此，增进两国间的交流与了解非常重要。鉴此，着力加强青年人的交流互访，除目前的青年代表团外，还可增加“小规模、大频率”的青年访问团，增进访问交流的深度；印度有菩提伽耶、恒河等宗教圣地，亦有宝莱坞等现代产业、漫长的海岸线美景等，潜在旅游资源丰富，可鼓励对印旅游；增加大学间的访学合作，特别是语言学习项目的交流；酌情考虑引入彼此的电影、电视剧等文艺作品，增进对彼此文化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