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惑之年的中日关系：深层次问题凸显 中日关系进入不惑之年

　　1972年9月金秋，曾被征兵做过“皇军”士兵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与指挥过抗日战争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北京握手、谈判，一举实现了战后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一转眼，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了。中日两国至少有两代人共享了中日和平、友好、发展所带来的实惠、福祉与机遇。
　　40年来，两国关系取得长足进展。1972年，双方贸易额仅约10亿美元，而2011年则超过3400亿美元，增长了340多倍。
　　2011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为1855项，实际投资额达63.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迄今，日本在华投资企业有20000多家，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4.7万个，投资总额达800多亿美元。截至2009年，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中的日元贷款累计33164.86亿日元（约合300亿美元），无偿资金援助为1543.21亿日元，技术合作为1704.48亿日元。
　　1972年，中日人员往来仅10000多人次（其中中国赴日人数为1000人次）。2011年为528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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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钓鱼岛问题是一块试金石
　　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两国关系是否就完全正常、没有问题了？如果那样，如何解释近年来凸显的钓鱼岛问题？实际上，早先被搁置的钓鱼岛争议问题就是两国关系尚不正常的部分。它与中日之间的历史认知、现实利益、海域资源、地缘政治、民族尊严等密切相关。一旦“搁置状态”被打破而又没能找到好的解决办法，中日关系中这个不正常的局部“病灶”就可能影响整个机体的健康发展。
　　40年后的今天，阻挠和破坏中日关系的因素依然存在。日本对中国发展壮大后会如何对待自己神经紧张；中国对日本未来会否再度把炮口对准自己也感到不安。日本在经贸领域同中国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断深化，在安全保障领域同中国的对立却不断上升。40年前曾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日本右翼议员团体“青岚会”的骨干石原慎太郎，如今又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衅，最终目的之一是想促成日本政府“购岛”，解除不准登岛的禁令。日本未来是继续做和平发展的海洋国家，还是重蹈唯利是图、崇尚武力的海盗国家覆辙？钓鱼岛问题就是一块试金石。
　　当年的“大势”：无法阻挡的“正常化”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2年9月，中日关系曾处于不正常状态。在美苏两极冷战体制下，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与台湾当局“建交”，中国大陆与日本处于没有外交关系的困难时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断“交”废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交，结束中日两国的战争状态。然而，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在日本长期执政的吉田茂、岸信介和佐藤荣作等人，执行亲美反共政策，坚持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结果导致中日邦交正常化迟迟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采取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半官半民的方式推进中日关系，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国内各界有识之士要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呼声日益高涨。日本政界成立了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议员联盟，积极谋求与中国交往；日本日中贸易协会表示要建成日中两国民族友谊的实业家团体；日中友好协会表示，将深刻反省日本国民错误的中国观，推动两国交流、友好与合作。在这一背景下，众多致力中日友好的日本政商各界人士访华，为中日邦交正常化铺路搭桥。1965年，400多名日本友好青年不顾日本政府阻挠，到北京参加首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中日邦交正常化遂成大势所趋。
　　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对日本的态度是：在侵略历史问题上，把日本民众与军国主义战争罪魁相区别，只要对方悔过自新就不再追究；通过人道主义待遇和耐心诚恳的帮助，使一批日本战俘、在华人员转变为中国人民可靠的战友和朋友；针对日本岸信介内阁、佐藤荣作内阁推行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政经分离的对华政策，进行坚决斗争。当时，中国政府提出对日政策三原则：日本政府不能敌视中国，不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不要阻碍中日关系向正常化发展。1954年，中国在日本的华侨、留学生团体也与日本反华势力作斗争，迎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率领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等祖国代表团访日，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
　　田中角荣访华：求同存异的艰苦谈判
　　1971年，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审时度势，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这使日本感到时不我待。同年7月，积极主张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荣获得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三木武夫等人支持，当选日本首相。中方立即派出孙平化、肖向前成功邀请田中首相访华。9月29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外长姬鹏飞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签署《中日联合声明》，标志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声明除前言外，共九条内容。双方经过艰苦谈判，求大同、存小异，主要解决了以下问题：
　　关于历史问题，田中角荣首相最初表示，过去“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这种轻描淡写的措辞遭到周恩来的严正批驳，日方极感震撼。最后，在“联合声明”前言中写入“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据时任大平正芳外相的秘书森田一回忆，这段话是大平起草并反复背熟后，在谈判时口述的，取代了原来日方的提法，但未使用“侵略”二字。据当时中方翻译周斌回忆，这曾令当时中方一些人不满，但周恩来总理鉴于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认为大平能作出这种表态是真诚的，已经尽到最大努力，何必要为难我们的朋友。
　　关于台湾归属问题，单独写入第三条，兼顾双方意见，即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日本必须履行《开罗宣言》，而《开罗宣言》规定台湾归还中国。这等于日本政府用其特殊的方式在“联合声明”中承认，日本已经将台湾归还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关于废除“日台条约”问题，前言中写明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方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为减少日方国内阻力，中方不再要求把“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复交三原则之一）这一条单独写入声明，而同意采用日本外相发表谈话的形式宣告该条约的结束。田中角荣还就此给周总理写下“信乃万事之本”。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日本政府内有些人仍以《旧金山和约》为借口，坚持台湾归属未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