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作家的中国情结] 美国前总统的中国情结 特写

　　赛珍珠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她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认识之深和感情之重，在西方作家中殊不多见。1938年，瑞典科学院授予了她诺贝尔文学奖。在隆重的授奖仪式上，赛珍珠以《中国小说》为题发表了长篇讲演。作为一个在中国长大，视中国为第二祖国的美国女作家，她一往情深地回顾了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小说对她的哺育之恩：
　　我在考虑今天要讲些什么时，觉得不讲中国就是错误。这完全是真实的，以为虽然我生来是美国人，我的祖先在美国，但是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故事和怎样写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今天不承认这点，在我说来就是忘恩负义。
　　赛珍珠在这里所说的“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她“在写作上的成就”和“不承认这点”、“就是忘恩负义”显然不是故作谦逊的虚比浮词，而是发自心坎的感激之言。
　　如何认识中国小说对赛珍珠的影响，这是研究赛珍珠和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论题。
　　《大地》是获奖的系列长篇小说《大地上的房子》的第一部，发表于1931年，它是赛珍珠的第二部长篇。其时，她正在实现多年来的宿愿——翻译《水浒传》（英译为All Men Are Brothers,即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是一个珠联璧合的配套工程。如果说，翻译《水浒传》旨在介绍中国的过去，那么，创作《大地》则是为了反映中国的今天。《大地》问世时，美国正逢经济危机，出版业萧条，可《大地》却畅销一时，一版再版，成为一个罕有的例外，赛珍珠也因此名重一时，翌年，《大地》获普利策奖。随即，她又相继完成了《大地》的续篇《儿子们》（1932）和《分家》（1935）。1936年，美国文艺学院以这部系列小说授予她豪威尔斯勋章。次年，赛珍珠当选为该院院士。
　　毋庸讳言，在争取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中，初出茅庐的赛珍珠所以能独占鳌头，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当时，抗日战争刚爆发，积弱的中国成为抗击日本法西斯势力的中流砥柱，举世瞩目。世界各国人民希望了解中国、认识中国，赛珍珠的长篇系列小说的发表也正迎合了这一迫切需要。其次，名流之间难解难分的竞争也为新人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有利的机缘。1938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在竞争之激烈上是空前的。这一年被提名为候选人的有三四十名之多，其中有诸如捷克的恰佩克、德国的黑塞、英国的赫胥黎等名作家，众望所归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人弗洛伊德以及大名鼎鼎的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由于评选工作本身有很大的难度，加之面对世界大战的阴霾和严峻的反法西斯斗争，候选人和评选人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分歧，致使评奖处于难产之中。为摆脱困境和僵局，评委们希望从新人中进行选拔和抉择。话说回来，上述客观上的原因虽然给赛珍珠获奖以某些方便，但根本的、内在原因还得从作品本身去寻觅。这就是长篇系列小说《大地上的房子》不仅是一部内容厚实的反映中国现实生活的小说，同时还是一部带有中国小说风格的别出心裁之作。
　　先来品读一下这部小说的内容。
　　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称赞赛珍珠这一长篇小说“对中国农民生活”作了“丰富而真实的史诗般的描绘”。作为一篇褒奖词，它在措词上难免会有溢美的成分，但总的说来，还是可信的。仔细研读这部洋洋八十万字的小说，人们会发现它确实相当广泛、真实地展现了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生活。
　　1933年，赛珍珠为林语堂的反映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著作《吾国吾民》写序。在这篇序言中，她批评中国留学英美的学生食洋不化，说他们纵然可以矫情地“吃中国的土产，穿中国的土布”，“重返纯粹中国式生活”，但骨子里并不了解自己的祖国。她对中国的一些新小说甚为不满，她认为那些大写“恋爱问题”、“半西洋式的男女奸情”和“家庭革命”的新小说家对中国的国情同样是隔膜的。赛珍珠郑重指出：“小市镇中的生活和农村里的生活，才是中国真实的、原来的生活。”赛珍珠创作《大地上的房子》，她的初衷显然就是要对中国农村和乡镇的生活作出真切的描写，为西方人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提供生动形象的图画。
　　《大地》是中国北方农村生活的写照。小说写的是王龙发家致富的故事：他原是一个贫穷的农民，后因抢大户，侥幸得了许多珠宝黄金，发迹为一个拥有大量田产的地主。王龙一身二任：既是农民，又是地主；既有农民的勤劳、朴实和虔诚，又有地主的愚昧、昏聩和贪婪。可以说他是旧中国小农经济下的经典形象。小说以土地为契机，通过王龙的发迹写出了中国农民的土地崇拜以及封建的伦理道德和病态的审美意识。小说还以阿兰、梨花为代表描写了中国农村妇女的悲惨命运。小说朴实无华的文笔生动而准确地写出了中国农村的实际。无怪乎小说一发表即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引起轰动。据有人统计，小说英文本出了七十多版，还被译成一百多种文字远播世界各地。
　　《儿子们》传奇色彩较浓，与《大地》相比显得花俏，不免有哗众取宠之讥。但它的成功也很明显。它继《大地》之后对中国社会作了深入的解剖。王龙的三个儿子分别为地主、奸商、军阀，代表了在中国农村和乡镇鼎足而立的三大势力。老大王农恩是个败家子，说是子承父业，可他将王龙身上勤劳、质朴的一面抛得一干二净，却变本加厉地发展了王龙贪婪、俗鄙的一面。他迫不及待地将家迁到镇上，以财主自居。他讲阔气，一味追逐声色口腹之乐。他嫌老子“土”，刻意仿效城里有钱人那样穷奢极欲。也算是一种趋时崇拜吧，然而这正表现了他身上的惰性，预示着作为中国旧式地主的必然被淘汰的厄运。比较起来，老二王农文比王农恩要棋高一着。他是地主，却又经商。他懂得开源节流，深悉生财之道。他不满老大坐吃山空，在收租之外，还****，搞投机倒把。老三的田产尽归他不说，老大的好地也渐次落在他的名下。他的擅长谋划、工于心计和伶俐的经济头脑，显示出一代新式商人正在取代没落的地主。如果说，老二王农文作为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善于“巧取”，那么，作为一个军阀的老三王虎则志在“豪夺”。他不习惯像老二那般掂斤播两、蝇营狗苟，更鄙薄老大的昏聩腐化。他迷信权力，巴望出人头地，要别人向他乖乖地奉献。尽管，他不贪婪，甚至也不纵欲，但终究还是一个鱼肉百姓、横行无忌的丘八。像王虎这类军阀是20世纪初清王朝覆灭以后中国社会的特产，他们外受帝国主义的豢养，内靠封建势力扶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躯体上赘生的毒瘤，就连蒋介石上台也不得不借重他们的势力。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写出了三者的存在，还写出了三者的相互利用，狼狈为奸。老小、老二从“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出发，原本反对王虎去投军，而一旦三弟果真得势后，却又赶忙托庇于他。不待说，王虎同时也少不了兄长在经济上输血。王龙三个儿子三位一体的出色表演是旧中国政治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