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西洋纸贵胜洛阳”|纸贵洛阳
大约在1700年前的西晋时期,左思用了10年时间写成《三都赋》,记述魏、蜀、吴三国的都城——洛阳、成都、南京。大概是慢功出细活,这篇文章大获文坛名士推崇,被竞相传抄,致使洛阳的纸商乘机抬高纸价,这就是成语“洛阳纸贵”的由来。由此可见,当时的纸张的生产量并不太大。
造纸是我们说起来就自豪的四大发明之一。远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已经可以造纸。但早期的纸,质地粗糙,不便书写,其用途一时难以考订。又过了三四百年,汉代的蔡伦和左伯改进了造纸技术,使纸成为比龟甲、金石、兽骨、竹简、木牍及丝帛更好的书写用品,且更方便和经济,因此得到东汉政府的大力推广,在全国迅速普及。当时,中国的造纸术是领先世界潮流的高新技术,自然不胫而走,迅速向东西方向传播、扩散。公元3世纪,中国纸已传至伊拉克;652年前后传至波斯;706年传至麦加。10世纪时,阿拉伯世界已能广泛制造植物纤维纸,同时大量进口质地优良、品种丰富的中国纸。10~11世纪,造纸术经埃及传入西西里岛,然后沿地中海传入欧洲各国。而与中国邻近的朝鲜、日本、印度等国也早已先后引进了中国的造纸技术。
那时候,中国的造纸术可以生产适应不同需要的纸张。拿宋代来说,有纸制的甲胄,虽不如铁甲坚实但很轻巧,是一般士卒和民间武装使用。宋代还有纸衣和纸被,有人说穷苦人才穿纸衣,但有记载说,一些佛门弟子“不衣蚕口衣”,穿的正是这种纸衣。据说这种纸衣“服甚暖”,且制作非常考究,要用胡桃和乳香煮过,其柔韧与结实,与我们想像中的一般纸张大不相同。不过,要说穿用10年可以“绝嗜惑之虑”,就显然是一种精神作用了。比纸衣更进一步的是纸被,其材料据说是用秋天的藤浸泡加工很久的时间才能制成。纸被的功能不错,陆游曾经收到朋友寄赠的纸被,答谢说“纸被围身度雪天,白于狐裘软于绵”,可见纸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和狐裘绵被媲美。
纸的用途多样化,说明中国的造纸术逐渐复杂和有所改进。但遗憾的是,千变万变都没有脱离手工技术的阶段,并且一直持续到19世纪。
在工业革命以前,欧洲的造纸术发展也很缓慢,基本上是中国造纸术的翻版。但是后来他们根据自己国家的实情作了相应改进,其造纸原料主要是破布和麻类,造纸方法按三步进行:先用抄网捞取纸浆,以便在网面上形成湿纸页;再把湿纸页送入螺旋压榨机挤去多余的水分;最后把纸悬挂起来,利用阳光干燥。
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使欧洲的造纸技术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出现了五大技术革新:1750年出现了荷兰式打浆机;1789年法国人发明长网造纸机,并于1803年首次在英国展出,结果几年之内,造纸量增长了10余倍,并很快使纸价降低了一半;1844年,利用木材制造木浆成功,扩大了造纸材料的来源;1866年,亚硫酸盐法木浆投产;1884年,硫酸亚硫酸盐法木浆投产。上述技术使机器造纸取代了传统手工造纸方法,形成了名符其实的造纸工业。
而中国的造纸业,在经过了隋、唐、宋、元四朝约七个半世纪的鼎盛时期之后,却走上了另一条发展道路。明朝以后,造纸区域继续扩大,遍及农村和山区,手工技艺日趋成熟,生产组织形式也开始由一家一槽的小批量生产方式转向多槽联合的造纸作坊。尽管这种造纸作坊被后人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但不论当时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变化,中国造纸却仍然是手工操作,仍然采用简单的原始加工原理,因此不可能生产繁多的品种,也不可能形成近代的造纸工业。造纸工业的形成不单要有多种需求作为动力,而且需要有近代的化学和机器制造业作为基础。由于明清时期的中国与西方先进国家隔绝,这种闭目塞听导致了中国的造纸技术老是踏步不前,因此即便我们现在说到中国造纸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也只能是以汉唐以前为限了。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造纸业陷入了十分悲惨的境地,手工纸一落千丈,许多槽户难以为继,纷纷破产倒闭,就连驰名中外、曾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过金奖的安徽宣纸也难逃劫数。据宣城县志记载,由于外国洋纸的输入和清政府及以后历届政府对纸的生产无暇顾及,宣纸生产奄奄一息。到1949年时,泾县宣纸生产只剩下十几家牌号,散处在偏僻的山沟里;只有5个破烂不堪的纸槽,从业技工不过数十人。1948年,宣纸生产仅37.2吨(历史上最盛时曾高达700多吨)。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近代教育的兴起,一方面是近代报刊的日益增多,教科书及其他图书需求量越来越大,纸的消耗量急剧增长;另一方面是旧式造纸业频临破产,难以为继。这种局面导致了大量洋纸的进口,同时也促使了近代中国造纸业的应运而生。
1881年,美国商人梅特兰认为,在中国造纸业有利可图,遂集资在上海杨树浦开办了华章造纸厂。他从英国进口了造纸机,用破布做原料,日产洋纸2吨。不过这位洋老板只顾照搬先进技术,却没有考虑到产品的中国特色,以致仿制的纸张表面光滑,吸墨性差,只适用于西方的鹅毛笔等硬笔书写,却不太适于中国毛笔之类的软笔书写,因此销路很差。几年下来,纸厂大蚀其本,难以维持生产,于是梅特兰决定卖厂。上海道台郑观应闻知此事后,经李鸿章批准,接办了这家工厂;几年后又办起了龙章造纸厂。这就是中国人独立仿造外国机器纸的第一家工厂。此后数十年间,不断有新厂设立,其中广东营造纸厂为近代中国最大的机器造纸厂,全部设备均系进口的最先进设备,专制新闻纸。可惜该厂建成试车时,恰逢日本侵略军攻陷广州,全部设备被日军劫运回日本。
由于近代中国的造纸工业发展极缓,纸张的品种、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用纸需求,只得长期大量进口外国纸。最早是从光绪年间开始,数量有限,每年仅数十万元。但随着每年进口数量的不断增加,1912年进口纸价值已达300多万元,1929年更高达2400多万元。这种大量进口外国纸的情况,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才基本改变。
虽然,任何国家都不能避免进口某些外国产品,但是长期依赖进口纸的近代历史却不断在提醒我们:无论我们的祖先有什么样的伟大发明,后人都不能不思进取;如果只满足于炫耀先人业绩,沉缅于2000年以前的光荣,就可能会养成盲目的自大,以致远远地落在别人的后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