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的回声 低回声结节

　　一　　想来想去，那不过是一封信而已。唯一的奇特之处是：那是一封写给皇帝，而皇帝根本没看的信。　　从这封信公诸于世后，史家们就一直忙个没完：信是用什么样的墨笔写的，是写成一份奏折还是一张大字报？它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试图上达天听的，通过礼部、吏部、翰林院，还是托关系走后门？那是一封怎样的信一一爱国主义的，民主反抗专制的，还是无理取闹的？皇帝为什么没看这封信，因为没功夫，不屑一看，或者竟是不敢看？所有的这些问题和对问题假设的答案，都让我们长了许多知识，懂得了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
　　就像一阵季风，又到了这封信的诞辰，而且是100年诞辰。我敢肯定，人们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再次获悉这件事情，同时获悉学者们、政治家们所给予它的新的时代意义。
　　说到这里，读者已经明白：我是在讲“公车上书”。那封信就是康有为写的《上今上皇帝书》。
　　就在这封《上今上皇帝书》传世不久，距今90多年前，在南京的“路矿学堂”里，有个瘦小的青年学生，正偷偷阅读这封已被“禁读”的书信。当他读到“今地球既辟，轮路四通，闭关未得，则万国所学，皆宜讲求……”时，心情激荡间，却突然听到一声呵叱：“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了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
　　这个青年学生就是鲁迅，呵叱他的是他一位本家老辈，那老辈要他抄了去看的“文章”便是大臣许应骙专门弹劾康有为《上今上皇帝书》的奏章。这份奏章说康有为“逞撅横议”，“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测”。
　　比鲁迅稍晚些时候，在偏僻的湖南湘乡“东山学校”，又有个年纪更轻、身材却很高大的学生，也在油灯下一遍又一遍地诵读康有为和他的大弟子梁启超的文章。后来他在叙述自己这一段学生生活时说：“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无心读古文。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斯诺：《西行漫记》）这个青年学生，就是毛泽东。
　　当我试图重述整整100年前有关这封信的种种事迹时，不是别人，而是这两个当年的年轻人、后来的伟人，首先牵引着我，成为穿越历史暗夜的起点。难道冥冥中有什么深刻的意图，或者，竟像已经嚼烂了的历史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不知道。
　　但确有一种意象抓住了我：世纪末的意象。那是100年前的一个世纪末，而今天，世纪晚钟再次敲响。总有什么可以接续起来的东西在。钟声是可以传出很远的，甚至可以穿越时间。100年前的那阵钟声，震醒了像毛泽东、鲁迅这样的年轻人，那么，它的回声，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再也听不到了吗？一个世纪末消失了，另一个世纪末出现了。只要是世纪末，就意味着困惑和在困惑中渐渐升起什么东西——例如，一群新人和一个新的世纪。
　　二
　　那是一个真正的世纪末。不仅是形式（时间）上的，而且是内容上的。当那个世纪末在时间上来临的时候，对国家是深深的屈辱，对人民是苦无出路的焦躁。同不断欺负我们的世界列强打了好几仗，但全部是败绩。最后，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
　　甲午战争以北洋水师全军覆灭的败绩，以对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深深地留在了中国人的记忆中。整整100年了，中国的史家和艺术家仍在不断地重复着这个故事，总有新的发现。而且，每一次新的发现，都强烈地刺激着中国人的心。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大清帝国在日本人面前一败涂地？由于慈禧太后把海军军费修了颐和园；由于北洋水师用了不妥的战术；由于北洋大臣李鸿章坚持“以夷制夷”的战略，因而耽误了战机……可能，所有这些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记载，都是战争失败的原因。
　　在这些记载中，也有一些爱国者的影子晃来晃去，以证明着在那无边的世纪末黑暗中，还存在着良知和正确，例如光绪皇帝和他的师傅、当朝宰相翁同和。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世纪末，一个皇帝和宰相创造的光明，应该足以使那个世纪末温暖许多。
　　但事实是，北洋舰队的成军，完全在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时代，自从光绪皇帝亲政后，直到甲午海战爆发，“我军未购一船”。
　　《国闻备乘》对甲午战争有这样的记述：
　　“甲午之战，实在就是翁同和鼓荡的。他是皇帝的师傅，光绪亲政后，他以军机大臣兼皇帝的老师，经常可以和皇上独对，其他诸大臣不能尽闻其谋。”
　　“翁同和的手下，全是一帮子文人，如文廷式（珍妃的亲戚）、张謇等，都称翁为老师，日日夜夜都想着用不了多久就要当上大官了。朝鲜事变后，就是这一伙人嚷嚷着要朝廷出兵。当时，李鸿章是北洋大臣，认为海军还不强大，兵器也不能比敌，不敢轻易就开边衅。于是文廷式恃翁之力，密通宫帏，让珍妃向皇上进言。珍妃没日没夜地怂恿光绪皇帝，把皇上说动了心，兵祸一下子就来了。”? 从这两段记载，人们很容易得 ?出翁同和不但忠诚而且无畏的结论。但问题却又不这样简单。还是来看看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记述的他的一则亲身经历吧：? “甲午战前，翁同和一力主战，?李鸿章言不可轻开衅端……我去见翁同和，向他力陈主战的错误。我想翁同和也是我的老师，他向来是器重我的。但翁同和听了我的劝说后，笑我是书生胆小。我说：‘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能放胆尝试？而且，我国无论兵器还是战法，都百不如人，不能轻率地决定开战啊！’翁同和说：‘李鸿章治军数十年，扫平了多少坏人啊！现在，北洋有海军陆军，正如火如茶，岂能连一仗都打不了吗？’我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今已知自己确实不如人，哪里有胜利的希望呢？’翁同和说：‘我正想让他到战场上试一试，看他到底是骡子还是马，将来就有整顿他的余地了！’”? 谜底终于拌落了出来。翁同和 ?所以主战，不过是要制造“整顿”李鸿章的“余地”。翁同和何以要跟李鸿章过不去呢？原来，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翁同和的哥哥翁同书（安徽巡抚）在定远被围时弃城逃跑，犯了失守封疆之罪，而弹劾翁同书的奏章出自李鸿章之手。这一仇恨，翁同和居然记了几十年。? 读到这里真让人毛骨悚然。这 ?已经超出了大敌当前主战主和的问题，而是：在主战的说词背后，身为军机大臣的翁同和，于中日交战之际、国事成败之时，不顾国家安危，也要挟嫌报复，以私害公。以一个秉持国政之人而谋国如此，害人如此，其心肝实在是太黑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