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外汇第三通道_第三通道

　　也许，他今天的一切，都是从那时开始的。　　那时，他刚，6岁，就患了眼疾。窥探人生的窗口蓦地蒙上了毛玻璃。世界混沌了。他的人生道路模糊了。试想，如果他眼前云遮雾障，他怎么可能沿着科学的小路攀登到今天的高度？
　　但他又该感谢它，那片不知从何而来的云翳。假如命运之神也爱搞平均主义，让他的眼睛和正常人一样，他或者也就在正常的道路上行走了。
　　妈妈领他去了医院。医院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大夫给他做理疗。理疗几次都未见效—效果还是有的，甚至很大，只不过不是预想之中的。比如，17年后的一天，当他捏起一根针，准备刺下去的时候，他绝不曾想到，这根针正指示着他医疗事业的一个突破点，将化作他人生旅途的一座里程碑。
　　理疗科和针灸科同在一室。咫尺内的情景，他还是能看清的。他看清了，惊诧了：那是打针吗？怎么没有针管儿？药水放在哪儿？莫非蘸在针头上？头顶，肚皮，脚心，哪儿都敢扎。好奇怪呀！
　　走出医院，脑子还活泼着：就那么几根针……迎面来了个老太太。
　　“孩子，你大年初一跟家里人闹气了吧？”
　　对呀，初一那天，姐姐把他玩的鸡蛋壳扔到井里了，气得他又哭又闹。
　　“你回去打一碗水，等到中午，太阳正照到碗里的时候，用手蘸着水，往井台上抹……你眼睛就好啦。”
　　他懵懵懂懂，照办了。
　　很快，他好了，眼睛清亮了。
　　请不要指摘封建迷信什么的。他并没有说这准是老太太的功德。可能，理疗方法会延期显效；可能，自身调节使他恢复了平衡。都可能。都说不准。能够肯定的是：他做了理疗，也碰见了老太太。
　　从此，一种对医道，对人体，对科学和科学尚不能解释的神秘事物的探究欲望，在他幼稚的心里悄然蛰伏了。
　　不能解释的并不是子虚乌有。未知的事物未必是不可知的。
　　神秘—表象神奇，内质隐秘。如此而已。
　　神秘色彩不等于迷信色彩。有时，它恰恰能诱发科学的想象力，把人引上一条通幽的野径。
　　动乱的年代，路都堵死了。包括所谓的康庄大道。八亿之众要训练成仪仗队，铆足了劲儿喊口号，以排山倒海之势原地踏步走。
　　可惜他还小，还不能编入正规军，只能在旁边看新鲜，凑热闹。
　　等新鲜劲儿过了，热闹场面变冷清了，他就胡乱找几本书来翻看。他在一篇散文中回述了这段生活。“……在烧焦的书籍中寻找自己的乐园。”
　　他爱上了普希金和曹雪芹。他想当一位文学家了。他开始写文章。他的第一篇文章就寄给了《人民日报》。够狂的吧？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这是时代的通病？
　　不，应该说是历史的产物。是历史这东西老让我们小看自己的逆反效果。这未必是坏事。1983年，在全国青年首届生物医学工程学术大会上，他也正是以这种狂妄，向云集的专家权威们提出了挑战。
　　又是那个时代，戏剧性地训教了他—为了上山下乡，学校推广了快速针刺疗法。他竟在扼杀自我的年月里找到了自我。
　　“我自学，我实践，虽然自己的腿被扎得青紫斑斑……一根小小的银针将要把病魔驱赶……”
　　他没有上山下乡。二姐去了。二姐也学了点针灸术，在村里当了卫生员。他看着二姐给农民扎针，也跃跃欲试。一个患者欣然同意了。生活在“福窝窝”“蜜罐罐”里的人们是那样缺医少药。觉悟最高的贫下中农是那样迷信需要再教育的学生娃。
　　他平生第一次为病人实施了针刺。
　　针感很好。他成功了。
　　他开始在邻里之间行医。一些老太太腰酸腿疼了，都来让他扎几针。
　　16岁那年，他竟然治好了一位偏瘫患者。
　　他高中毕业了。工作，还是考大学？考哪一科？这时的选择往往是终生的选择。历史已经流转到1978年。冰雪消融后，露出了那么多纵横交错的阡陌。甚至，那些没有路径的松软土地，也吸引着人们去开拓。人的思想也回春了，醺醺然了，什么都想拥抱一下，简直象用情不专的公子哥儿。如果让他确立一位终生伴侣，倒实在是难为了。
　　他的爱好很广泛，医学、文学，还有书法、音乐、美术。快高考了，他不看书，找到一家医院实习。开始温功课了，他还不专一，又抽空儿写了一部音乐舞蹈史诗。
　　《丰碑颂》。他这部史诗是歌颂周恩来同志的。从他行医救人那种兢兢业业的态度中，可以看出这位伟人身后的流芳。然而，“史诗”二字，作品体现出的追求历史纵深感和恢弘场面的意图，却又暴露了他的狂妄，他的雄心，甚或野心。
　　几家文艺团体都充分肯定了这部作品。文化部艺术局和剧本委员会组织专人审阅讨论，回复了洋洋万余言的修改意见。
　　噫！他究竟要干什么？
　　谁也没想到，他本人都莫名其妙：他居然去了洛阳教育学院，而且是外语系。
　　生活中不乏这种现象，阴差阳错的。你要添置衣服，本想买红色的，或蓝色的，结果，在琳琅满目的柜台前转悠了半天，倒穿回来一件黄色的。
　　他却又什么都舍不得放弃。外语，文学，医学，都紧紧抱着。这只手放下英文单词卡片，那只手已经拿过了稿纸。写电影剧本。用隶书。写成一个得意镜头，看看表，又拿起针盒，外出行医去了。
　　“我不愿总是做单一的事情。”他说，“我希望自己的事业多元化。”他还说：人对脑细胞的使用率实在可怜；他换脑子的办法，就是转而攫取另一种知识。
　　他来到孙宪英家里。孙宪英患了坐骨神经痛。他是在一家医院门口认识她的：她倚在架子车里，由丈夫推着，呻吟着。她就医四个多月未见起色。他表示愿为她上门治疗。她喜出望外，同意了。
　　接连一个多星期，他每天晚上都来扎针，每晚往返20多里，从不间断。
　　孙宪英的疼痛逐日减轻。终于，她又自由行走了。
　　她喜悦，激动，却一言不发。她翻身扑倒在床上大哭起来。
　　这就够了。他还需要什么呢？
　　他治病救人，不是谋求感谢赞誉。如是这样，他何苦专门选择难以显效的病症。
　　他更不要酬金谢礼。从1974年到今天，他治病两万多人次，没有接受过一分钱。
　　他又来到了温泉疗养院。这里是一些麻烦人的疾病的集结部，也是医术医道医德医名的信息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