扔掉包袱 [扔掉出身包袱,,走革命的道路]

　　我是出身在地主家庭的青年，一九六二年初中毕业后，回乡参加了农业生产。几年来，在党团组织的帮助教育下，我有一些进步，并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参加了共青团。　　背上了家庭成份的包袱
　　一九五九年秋天，我高小毕业考上了泰来一中。全家非常高兴，认为这下可有希望了。母亲还不止一次地跟我说：“你要好好读书，将来升高中、念大学，毕业后离开农村去当医生、当干部，多清闲自在。”母亲的“教育”在我的心灵深处扎了根，三年的时间，我就是抱着母亲所灌输给我的这种“理想”学习的。初中毕业后，我没有考上高中。回到家里，母亲对我说：“得了，这回你这个小地主也回来挨专政来了！”我想：干农活，又脏又累，哪能受得了？自己家是地主成份，我回家不仅要受改造，还得受人歧视。越想越苦恼、越悲观、越觉得没有出路。这时，一向“关怀”我的母亲又对我说：“凤莲，农村呆不得。还是给你姑姑去信，让她在城里给你找个工作吧！”这话正合我的心意，我立刻给姑姑写信。信寄出后，等了好多天，终于收到了回信。急忙拆开一看，不禁大失所望。信上写道：“凤莲，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又说：“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走上农业第一线，这就是干革命。”看到这些，我很抵触。心想：不用你给我上政治课！一气之下，就把信烧掉了。
　　正当我苦闷的时候，团支书高勇军到我家来了。她说：“我看你呆得太苦闷了，借给你几本书看吧！”我接过书一看，原来是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和《纪念白求恩》。我心想：这明明是教育我来了，好让我留在农村干活。于是，我不耐烦地说：“这些书我在学校里都学过了，请拿回去吧！”高勇军再三劝我说：“这是毛主席的书，得反复学。”我勉强地把书留下了。过了几天，我打算把书还给高勇军。可是又一想，就这样把书还回去，高勇军一定说我没看，还是把重点地方画一面，让她知道我这个初中毕业生多少也有点儿理论水平。我翻开了《纪念白求恩》，当看到“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已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这段话时，觉得毛主席说得对。白求恩是个外国人，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是个中国人，难道就不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可是又一想，不行，我即使学习白求恩，满心好好干，但成份不好也没有多大前途。我又去翻《青年运动的方向》。当我看到“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思想斗争更激烈了，心里真象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想，我究竟要做个什么样的人呢？做革命的呢，还是做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呢？如果要做革命的，就应当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否则又算什么革命的呢？可是又一想，自己成份不好，即使我愿意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人家也不愿意和我结合呀！算了，只好随波逐流地混下去。我把书给高勇军送去了。高勇军翻开书看了看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理论联系实际，改造思想。希望你好好学习，和大家一起参加劳动。”回来后我想：和自己同时回乡的知识青年都参加劳动了，自己长期呆在家里也不是个办法，既然走不出去，还是到队里去干点活儿吧！就这样，我勉强地参加了农业生产。
　　认识家庭的剥削本质
　　这年秋天，正当我背着家庭成份的包袱、感到没有出路而苦闷的时候，高勇军等叫我参加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我听了非常高兴。可是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时，母亲却阻拦说：“毛主席的书是给人家穷孩子学习的，你去混什么！”母亲这一说，我又动摇了。后来，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参加了学习。当天晚上由副队长高清福辅导学《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说：“毛主席在这篇文章里教导我们说，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接着他说：“咱们首先来分析地主阶级……”我一听到“地主”两个字，脑袋里“轰”的一下好象当头一棒，什么也听不进去了。我想，这算什么学习呀！不纯粹是整我吗？下课了，我赶忙往家走。在回家路上，高清福叫住我，一边走一边对我说：“地主、富农发家都是剥削穷人得来的。你要正确认识你的家庭，和家庭划清思想界限，站到贫下中农这一方面来。”第二天，我问我母亲：“过去咱家发财是剥削穷人得来的吗？”母亲说：“别听他们瞎说了。他们还能说地主的好话？咱家过去发家是你奶奶会过，细心攒下来的。”我想，既然是攒下来的，那为什么白白地分去了我们的土地和财物？现在还搞什么阶级斗争、阶级分析？我看怎么分析也不合理。这时，我的情绪十分低落。党支书和辅导员看我在讨论会上一言不发，就找我个别谈心，又进一步耐心地帮助我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怎样分析农村阶级》。通过这次学习，我从道理上开始明白，几千年来，地主残酷地剥削和压迫贫下中农，贫下中农起来斗争地主，分地主的土地，这完全是正义的。不过，我还认为自己家没有剥削过别人，总感到把自己家也叫地主有点委屈。
　　过了几天，团支部组织了一次忆苦思甜会，请邵福和张向文等几位苦大仇深的老贫农给我们讲家史。从邵福的诉说里，我知道了他过去给我们家扛过几年大活，受了不少苦。这时，我开始对母亲的话怀疑起来。为了进一步弄清这个问题，我又去访问邵福。邵福说：“过去你家雇五个伙计，种三、四十垧地，打二百石粮食。五个长工苦巴苦业劳动一年才分一半，而你爷爷不劳动就分一半。”接着，我又访问了许多贫下中农，并听了村史报告，这样不仅了解了我们家的剥削史，同时也了解到我们村的村史和许多贫下中农的家史，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
　　在访贫问苦的基础上我又一次学习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时我感到毛主席的话十分亲切，句句是真理。我边学边想：在旧社会里，为什么邵连发冻掉了双脚，而我爷爷没冻掉双脚？为什么何福荣十几岁给我们家放猪放马，而我父亲十几岁却上学念书？为什么穷人披麻袋，衣不遮体，而我们家却衣被满箱？为什么苏发卖掉了三岁的儿子才换来三斗米，而我们家的粮食却东仓满西仓流？为什么劳苦大众常年劳动却吃糠咽菜，而我爷爷能吃到大米白面和鸡鸭鱼肉？这些难道是合理的吗？怎么能说我们家对穷人没有剥削呢？活生生的事实证明：我们家的发家并不象母亲说的那样是靠勤俭会过攒下来的，而是和所有的地主一样，从穷人身上剥削来的。认识了地主阶级的本质，我开始痛恨自己的家庭了。可是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真倒霉，我怎么偏偏生到地主家庭里呢？党支书闫祥知道我有这个想法，就找我说：“你生在地主家庭里，这不要紧。只要你能背叛自己的家庭，认真改造思想，站到贫下中农一边，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有前途。”他的话一字一句地打动了我的心，当天晚上我激动得一宿也没睡好觉。我想自从我回乡以后，并没有谁歧视我，相反，党团组织对我是那样的关怀、教育和信任，借书给我读，吸收我参加学习，同我谈心，还让我当读报员和办黑板报，我有什么理由怀疑组织呢？想来想去，心里亮堂了，从那以后，我下定决心要走革命道路，安心于农业生产，在劳动中改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