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英语介绍一个政治家_他有时像个诗人，有时又成了政治家

　　23年前，丈夫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去世后，玛索琳娜·罗丽丹·伊文思的记忆就不再向前推移了。　　她还在热烈地赞美几十年前的中国，津津乐道她与伊文思的爱情，坚决捍卫丈夫的作品并将其发扬光大，为他们在中国拍摄的电影辩护——1974年的《愚公移山》曾一度让他们在西方身败名裂，十年找不到工作。
　　她是个身材矮小、脾气火爆的83岁老太太，有与这个年龄不相匹配的旺盛精力，粉色的开襟毛衫正好配她的火红头发——在中世纪，这种发色是应该被烧死的女巫的标志，实际上，在20世纪也不例外。犹太人身份让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度过了黑暗至极的童年，这段经历也成为贯穿她一生的阴霾。她对人类没有多少信心，也因此拒绝生育，“我觉得人类的劣根性会再一次把战争带到世界中，一切会重演，这些对孩子不好。我只能把电影当成自己的孩子。”
　　他的丈夫被称做“飞翔的荷兰人”、“纪录片之父”，她则更愿意视之为朋友和靠得住的伙伴。“理解伊文思需要时间，或许再过个几十年，历史才能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玛索琳娜说。
　　痛苦时期
　　1961年，63岁的伊文思在巴黎初识33岁的玛索琳娜·罗丽丹。那时伊文思成名已久，却处于一个“花很长时间才能适应”的痛苦时期。长期折磨他的哮喘让他几乎只能用半个肺呼吸，理想的破灭是更沉重的打击，他一度视做世界希望的苏联让他极度失望：1956年入侵匈牙利，武装干涉南斯拉夫，1960年与中国决裂……
　　“他们曾经是兄弟党，合作搞过原子弹，然而关系破裂后，24小时内，赫鲁晓夫就撤回了全部专家、顾问，带走计划和图纸，有的俄国工程师哭了。我在华北看到空荡荡的少了一半的建筑物，真是现代废墟，我感到这是犯罪，彻头彻尾的背信弃义。他们也不帮助越南。把领导人的智慧理想化，这就是我们的错误。还有别的东西。我又去莫斯科，看到电影界的同事们关心汽车和房子甚于关心政治，1930年时就没有这样的情况。”
　　他逐渐与苏联疏远，也因此失去了朋友和伙伴，落寞地回到巴黎，拍出一部小布尔乔亚气息十足的《塞纳河》，黑白胶片里的塞纳河在午后泛出慵懒的波光，岸边的法国家庭享用野餐，女人们低头整理丝袜。有人说：“伊文思只拍过两部影片，1927年的《雨》和1960年的《塞纳河》，两片之间，他把自己出卖给工人阶级了。”但伊文思说，自己只是用《塞纳河》作为对东方事件的反抗。
　　当时的巴黎正浸泡在法国电影新浪潮欢腾的泡沫中，玛索琳娜·罗丽丹也是新浪潮中的一员，她主演了朋友让·鲁什的《夏日纪事》。这片子其实让导演困扰无比，因为让·鲁什不太会拍电影，影片充斥了冗长的旁白和一个年轻人过分的自我表达欲。让·鲁什请伊文思给影片提修改意见，伊文思在剪辑室看了片子，指着片中的玛索琳娜说：“如果我能见到这个女孩，我一定会爱上她。”
　　几个月后，两人真的相遇并一见钟情，这是浪漫年代里常有的浪漫故事，但真正的浪漫是，在此后将近30年的时间里，他们没有再分开。
　　新浪潮的潮水退去，留在玛索琳娜心中的只有这部在她看来质量欠佳的《夏日纪事》，尽管她与戈达尔、特吕弗等人都是朋友，甚至出演过戈达尔的电影，但是若干年后，她连那片子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是2001年的《爱的挽歌》）。“戈达尔，再遇见他大概会打招呼吧，他现在太封闭了，一个人住在瑞士。”
　　伊文思活了漫长的91岁，他几乎参与了期间的所有重大运动，他的一生像是一部现代史。与玛索琳娜的相遇，将伊文思的一生分为两个部分，他在恰好需要他人帮助的时候遇到了她。
　　“这是工人的政党，没有我的立足之地”
　　伊文思出生时，电影才刚被发明出来。他是一个富有的荷兰天主教家庭的次子，由于哥哥去当了医生，他的人生道路早早就被确定下来：继承父亲的摄影器材公司。伊文思觉得自己没有商业头脑，对买卖也毫无兴趣，但家族产业、母亲和两个妹妹怎么办呢？在家中掀起一阵不愉快的风波后，他去鹿特丹学习经济，之后，又去柏林学习光化学，去德累斯顿学习相机结构，去耶拿学习镜头。
　　1923年，伊文思在德国学习时，欧洲通货膨胀，苏联已经成立了，德国签了受辱的凡尔赛和约，皇帝也进了监狱，格罗茨的讽刺绘画闻名于世。德累斯顿发生了示威游行，遭到社会民主党的凶狠镇压，伊文思埋怨自己没有直接参加抗议活动，于是帮助反对者在柏林和莱比锡之间运送禁映影片。他承认自己始终相当理想主义，向往一个没有战争、人们在一起工作的世界。
　　伊文思没有加入德国共产党，他一辈子都在党外。“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觉悟不比别人低，我看得很清楚，这是工人的政党，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他说。
　　回到荷兰后，伊文思保持了德国艺术青年的生活方式。他在父亲阿姆斯特丹的店里当技术部主任，白天做生意，晚上跟大学生、画家、雕刻家和诗人混在一起，读书、听音乐，他对斯特兰文斯基爱之入迷。那是一段放浪不羁的日子，什么也不需要。
　　阿姆斯特丹的文化生活非常丰富，伊文思在秘密的放映活动中，迷上了苏联电影，尤其是普多夫金的《母亲》，他深受现实主义的鼓舞，成立了一个致力于美学和政治的电影社团：Filmliga。这个社团对国家毫无贡献，却让伊文思得以与许多导演相识，包括普多夫金本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生产出了我唯一真正喜爱的影片。”他在晚年回忆说。
　　1927年，荷兰摄影器材商人尤里斯·伊文思遇到了德国导演沃尔特·鲁特曼，后者曾经是伊文思眼中的艺术巨匠，可是当两人近距离接触时，伊文思看到鲁特曼摆弄着一个又老又简陋的摄影机，而且显然在技术方面有局限。“从技术角度来看，我比他强多了！”伊文思说。让他感慨的是：自己接受过全面的摄影和电影教育，却没有拍出过一部像样的电影。
　　从偶像身上找到了自信，伊文思开始拍摄他的第一部纪录片《桥》，使用的是一台昂贵的、只有富有的专业电影人才会使用的Kinamo手持35毫米摄影机。
　　他一个人完成了电影的全部拍摄。选择鹿特丹大桥作为题材，是因为这座桥反复升降以便船只通过，每次都一样，他于是可以每天抽出一小时去拍摄。影片像一次技术的素描，桥梁、塔楼、铁轨、齿轮，近乎抽象的机械运动却组成了一个故事：一列火车飞快地向城市开去，然后停下来等待桥升上去，然后继续前进。构图精确完美，充满力量，就连伊文思保守的父亲也对影片感到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