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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思想方面来看 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十三)/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初期工人运动

发布时间:2019-04-10 04:33:17 影响了:

  四、长沙泥木工人争取营业自由的胜利  一九二二年九月到十月,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领导下,长沙四千多泥木工人坚持了二十多天的罢工斗争,获得了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的胜利。这是长沙工人有史以来获得的第一次罢工大胜利。这次伟大的胜利奠定了湖南工人运动迅速发展的基础,同时树立了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广大工人群众中的无上威信。
  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也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处处表现出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天才,和湖南工人阶级初上战阵的勇猛与顽强。这次斗争有四点特别值得提出:(一)工人的内部组织严密。罢工二十多天,四千多泥木工人几次进行请愿、露宿,以致与军医冲突,都能坚持到底。对于分散的手工业工人说,这是极其难能的事。(二)争取了外界的各种援助:除省内外工人阶级的援助外,争取了上层公法团体的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同情。(三)巧妙地运用了合法斗争:采用请愿大会的斗争方式,充分利用了赵恒惕颁布的《省宪法》等。(四)扩大宣传,造成舆论,壮大了工人阶级的威势。
  张敬尧统治湖南时,一九一九年,泥木工人曾为工资问题作过罢工斗争;后来张敬尧政府规定泥木工人每天的工钱是铜元四十二枚(四百二十文),牌示“永不再有加增”。那时一个银元不过换得一千四百多文,四百二十文约合银元三角;一九二二年时每个银元换得二千一百多文,四百二十文只合银元两角了。工人工资又发的是“鸟票”(湖南官钱局的铜元票,上面印着鸟儿),一块银元,黑市可换到三千多文。所以工人实际工资只合铜元二百多文一天。而物价则按银元计算。因此工人的生活更困难了。这年六、七月间,泥木工人普遍要求加价到每天甲工(正式工人)三角四分钱,乙工(未“出师”的非正式工人)二角六分钱,实际上不过是把原有的工钱照过去的市价析收银元罢了。然而长沙的各街团和商绅群起反对;长沙县知事周瀛干召开全城绅商大会,张贴告示,不准工人加价,以“藐视官厅定案,自由行动”的帽子,来压制工人的合理要求。泥木工人见到告示,头上冒出火来,一个晚上,把全城布告都撕毁了。
  为了揭穿长沙县知事的无理,毛泽东同志首先动员了报纸舆论。例如长沙《大公报》刊登的《我要替泥木工人说几句公道话》一文,这样质问周瀛干:“张敬尧已经跑了几年,《省宪》已经完全公布,还要拿张敬尧的话来做法律,岂不好笑!将来银元如民国五、六年一样,每圆换到十千零,你们也强制他们遵守张敬尧的法律,只许收四十二枚一天?那么长沙城里四千多泥木工人,只好活活地饿死!并且你们加房租,究竟奉到了何人的命令?若说没有奉到命令,为什么硬要拿已经跑路的省长的话来束缚工人?《省宪》上明明规定人民营业自由,你们嫌他们工价太贵,莫请他们做工便了,为什么要强制他们不许加工价?”(注一)
  泥木工人要求增加工价,是非常理直气壮的。
  那时泥木工人的挂名组织是封建行会——鲁班庙(老庙在东长街,工人少;新庙在宝南街,工人多),掌权的是封建把头“总管值年”十多人。这些人一个个都靠泥木工人的血汗,养得肥肥的。他们剥削工人的花样很多,如每个工人出师要交上会钱,还要做出师酒;工人为此往往要白做一两年工。新学徒要交“入行费”(即“红名香钱”)。此外,他们还经管鲁班庙许多铺面、房屋公产,常任意盗卖。泥木工人要求涨价,开始仍由“总管值年”指定流氓头郭寿松、把头小老板甘子宪(甘是封建老恶霸,已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在长沙伏法)二人为代表,去向长沙县知事交涉。他们请了长沙二百五十六团团总、士绅和县署官员大吃酒席,又“交涉”了好多天,结果长沙县只允许按现有工资(铜元四十二枚)以后折成银元计算。可是每个工人却已摊了五角钱的“交涉费”了。于是工人们对这班人更加不满起来。后来郭寿松、甘子宪还要工人再捐钱
  让他们去“交涉”,工人们就把他们赶跑了。
  为了领导泥木工人进行有组织的斗争,毛泽东同志亲自在泥木工人中进行耐心的工作,和当时的泥木工人领袖任树德,积极分子仇寿松、朱有富、张汉藩、杨福涛、舒玉林等(这些同志都已在马日事变后牺牲,内中只有杨福涛是泥行的)筹备组织真正的工人组织——泥木工会。当时泥木工人中,还残存着无政府主张思想的影响;如向政府进行请愿斗争,有些工人就不同意。任树德同志这时已加入了党。泥木工人中的多数积极分子,巳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任共度党的领导。毛泽东同志通过他们来教育和组织广大的泥木工人,在修业学校、湘乡会馆和船山学社开了许多次会,工作发展得很快。最先以十人团为基础组织;经过两三个月时间,到九月初,已经组织完善的即有一百零八团,会员达一千多人。于是正式组织泥木工会的筹备会,毛泽东同志亲自草拟了长沙泥木工会的章程共十八条。章程的主要内容是:以“改进工人生活,拥护工人权利”为宗旨,拟举办补习学校、消费合作社、卫生保险、失业救济及其他必要专项;基本组织为十人团,会员每十人联成一团,选举“十代表”一人,由“十代表”大会选举四十一人组织委员会,任期一年;委员会下设总务、文牍、会计、庶务、交际五股,进行日常工作;章程第九条并规定:“本会特聘请秘书办理本会一切事宜。”(注二)
  九月五日,长沙泥木工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分场在仓后街湘乡中学。到会“十代表”七十多人(那天因“七月半”祭祖节,工人代表有一部分回家),来宾二十多人。任树德同志报告筹备的经过,将为什么要成立工会的缘由说得很明白。刘少奇、李立三同志这天都是来宾。由于刘少奇同志的提议,还讨论了援助正在罢工的织造工人的办法。会议最后选举任树德、张汉藩、舒玉林、仇寿松、杨福涛、朱有富、袁福清等四十一人为委员,任树德为总务股主任。会址设在宾南街鲁班庙所庙。毛泽东同志派了党的负责干部来担任工会的秘书。
  泥木工人有了新的组织后,斗争的阵势坚强起来了。泥木工会一方面加强十人团的组织,筹备成立补习夜校进行内部教育;一方面在全城散发定要改工价为三角四分的传单(那时称“条子”,扩大社会活动,造成舆论,以逼迫长沙县知事接受工人条件。
  毛泽东同志同时加紧社会上层的活动,如与“中华总工会”及其所属的工余俱乐部,以及自治励进会等上层团体(这些团体中有些人是不满赵恒惕政府的)取得联络,争取他们声援泥木工人,承认泥木工人的要求是完全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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