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气节的词语 [这是一场要不要革命气节要不要历史唯物论的大辩论]

　　李秀成究竟是农民革命英雄，还是农民革命叛徒？对他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批判？这是目前史学战线上正在开展着的一场大辩论。这场辩论是划清敌我界限的大是大非之争，是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之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之争，是当前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又一反映。
　　广大青年对这场辩论感到极大的兴趣和关切，是很自然的。因为，通过这场辩认，我们将会受到深刻的革命气节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教育。这对于青年的革命化，无疑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变节投降是大事不是小事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他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一八五一年参加了洪秀全领导的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在革命斗争中，他从一个普通士兵，遂渐被提拔为革命罩的统帅。在太平天国后期，他曾经率领太平军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一带，同国内外反革命军队作过战，赢得过一些战绩。但是，一八六四年七月，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京）被敌人攻陷，李秀成被俘虏了。他在敌人的囚笼里，向敌人写了一个长达三四万字的、最卑鄙无耻的自白书。在这个自白书里，他奴颜婢膝地歌颂敌人，极力咒马太平天国革命事业，污蔑革命领袖洪秀全等，并且出卖自己的阶级兄弟来换取敌人对自己的宽赦。他在自白书里还表示要以自己过去的威信，去招降太平天国革命部队，并且为敌人出谋划策，提出了十条非常恶毒的扑灭太平天国革命部队和当时北方的农民起义军—一捻军的反革命计划。最后还下了保证：如果他作不到，可以杀他的头。李秀成就是这样背叛了农民革命事业，堕落成为一个可耻的叛徒。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农民革命的叛徒，有的人却千方百计为他辩解。不许人们叫他是叛徒。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的。
　　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是革命同反革命、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生死搏斗。在这里，两军对战阵线分明，毫无调和的余地。一个革命者，在革命斗争中既然背叛了革命阶级，投降了反革命，这时，他就从一个革命者、从人民内部分离出来，滚到敌人营垒中去，变成反革命分子了。这就是说，变节投降不是什么缺点、小节、一般的错误，或者仅仅是历史上的污点，而是立场问题、敌我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正因为这样，所以，一个革命者才把革命气节问题，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宁肯死在敌人的刀锯鼎镬之下，也绝不肯向敌人把头低一低。我们评价一个人物，首先要看的，也正是这一点。李秀成，既然已经成为革命的叛徒，他就根本不是而且也不配称作“农民革命的英雄”。
　　有的人面对着李秀成亲手写的白纸黑字的自白书，却不承认李秀成变节投降，硬说这是一种“革命策略”、“苦肉缓兵计”，是“为了保存革命实力”，是一种“灵活性”等等。这实在是十分荒谬而又令人奇怪的。
　　革命要不要讲究策略呢？要的。革命是一种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斗争。因此，革命者必须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决定进攻退守，联合同盟者，以打击最主要的敌人。但是任何一种革命策略都是打击、消灭敌人和保存、壮大自己的手段，都必须服从于总的革命路线，必须是有利于革命的。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判断一种策略是不是革命的，首先要看它对谁有利。李
　　秀成在自白书里，对敌人好话说尽，对革命百般侮辱，每写一段就赶快声明：“此是真实言也”，“未有半言虚语”，连敌人都已经看出来他是在怕死乞活，还谈什么“革命策略”！再以他向敌人所提出的招降太平军的“招降十要”来看，其办法、步骤，完全是一个彻底消灭革命力量的反革命针划，同革命利益是绝对不相容的。这是彻头彻尾的变节投降，怎么能把它和革命这两个字联在一起呢！
　　其实，所谓“苦肉缓兵计”，暂时投降，等待机会再来革命等等说法，都是想为叛徒辩解的遁词。如果说要革命，那么，在敌人的囚笼里，在反革命的公堂上，正是需要一个革命者进行革命的时候。因为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这种浩然正气就会鼓舞千千万万的阶级兄弟和后来人战斗下去，继承他未完成的事业。如果一个革命者，在身陷敌手的时候点头投降，那么，敌人就会要你为反革命服务。李秀成正是这样的。他向敌人投降以后，招供了革命内部的情况，告诉了敌人许多革命失误的教训，给敌人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军事情报，这就极大地帮助了敌人。所以在变节投降这样一个根本的政治立场问题上，是绝对不能有什么“灵活性”的。宣扬什么“灵活性”，什公“曲线救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等，就等于宣扬叛徒的活命哲学。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活着就是一切”、“如果脑袋都丢了，原则还有什么用！”正是这样的东西。革命的青年决不能上当。
　　英雄和叛徒不能“合二而一”
　　一个人成了叛徒，这就是说他十个指头全都烂透了。十个指头全都烂透了，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功过问题了。有人直到现在还在那里侈谈李秀成的什么“功过”，认为他“功大于过”、“功绩是主要的”。这实际上是不分敌我，把英雄和叛徒“合二而一”。
　　什么是功，什么是过？所谓“功”，是指对革命的贡献；所谓“过”，是指在革命工作中的错误。几分功过，几分成绩和错误，这是评价革命者的标准，决不能拿来评价叛徒。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划清两种界限。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有些人不懂得要划清这种界限。……这就从根本上犯了错误。其次，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这是我们观察问题的一条根本原则。
　　洪秀全晚年脱离群众、生活奢侈。但是他在敌我问题上是界限分明、立场鲜明的。直到快要病死的时候他还鼓励大家坚持革命。洪秀全为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他虽然有很多缺点，犯了很多错语，但他仍然是历史上的英雄。
　　李秀成虽然曾经是太平天国的军事统帅，但是晚节不终，最后投降了敌人。这时如果还说他“功大于过”，“功绩是主要的”，基本上应该肯定，仍然是个“英雄”，那么天下还有什么是非界限呢！如果这个说法能够站住脚，那么人们对年青“从事”革命，刺杀过摄政王的大汉奸汪精卫岂不是也可以用功过的观点去评价他了吗？无产阶级革命的许多叛徒，许多人在叛变以前也同敌人打过仗，他们岂不也变成了“功大于过”吗？可见，那种认为革命者的革命气节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在革命队伍中呆过，中途叛变或晚节不终都没有什么关系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用这样的观点来评论历史人物，必然会颠倒黑白，是非不分。用这种观点来指导革命实践，则必然会混淆敌我，认敌为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