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朗在名利场走钢丝:走钢丝
郎国任打算写一本自传,讲述他与儿子郎朗30年来在艺术道路上携手打拼的人生历程。30年间,在他近乎疯狂的鞭策中,郎朗从一个一文不名的底层琴童冲到世界顶端,成为西方古典音乐殿堂里炫目的华人巨星。
盛名之下,羡慕与非议并存。他目前无疑是最繁忙的钢琴家之一,演奏会据说已经排到了2014年,平均每年演出达120场次,基本上3天一场。有人说“这证明了他的实力、水准和市场魅力”。但也有人说他是“演出机器”,“音乐家素养不够”,臣服于物欲。
自成名以来,郎朗就掉入这样一个漩涡中。“我所能做的就是把每场音乐会弹好。”他自己倒是淡然处之,“我成天跟世界最顶级的乐团、最好的指挥合作,在最棒的音乐厅里演奏,这些事实都在那儿摆着,还有什么可非议的呢?”
郎朗早年不过是一文不名的琴童,处于社会底层。自幼就被父亲郎国任用“争做第一名”的思想武装起来,不懈发奋使得他17岁就确立了在古典音乐界的地位。今天,父子俩的目标依然明确,即如郎国任宣称的,要保持“全世界票房第一”。
对此目标,郎国任是相当自信的。“我们到欧洲演出,500人抢100张站票,排到地铁口去了。有人说郎朗在地球上火成这样,是不是得上外星发展啊?”他夸张地说,“我敢肯定,近10年他不会败,因为他的人气在这儿。”
1997年,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接纳郎朗入学深造,到西方去成了他艺术生涯的关键一步。在柯蒂斯的院长、著名音乐家格拉夫曼帮助下,郎朗在经纪公司里找到一份职业演奏替补的差事。1999年,芝加哥拉尼维亚艺术节“世纪明星”音乐会开演,美国殿堂级音乐家纷纷临场,因排在最后的一位钢琴大师生病缺席,这个压轴机会落到郎朗身上。
“我太需要这样一鸣惊人的机遇了,需要让人家相信我。得到这张入场券,我就知道我的时代来了。”郎朗解释那次幸运光顾于他的重要性,“人家为什么不去找一个德国二十几岁的钢琴家弹贝多芬,而让中国16岁的小孩来弹?他们一直不太敢用,担心会不会出问题。”
演出一炮打响,芝加哥的报纸写道,“他战胜了所有人”。格拉夫曼则告诫郎朗,“你是全新的音乐金童,但没有人能长期保持这个位置”。他自己也承认,事业起步以后,常常精神压抑,那时他还是彻头彻尾的新人,缺乏资望,只能由名乐团们摆布,弹什么曲目全由他们说了算。
一鼓作气往前冲,很快他就铺平职业演奏家道路,地位亦与日俱增。今年,郎朗与霍洛维茨、鲁宾斯坦、古尔德等大师一道被英国《留声机》杂志评为全球改变古典音乐的50位艺术家,他是其中唯一一位1950年以后出生的钢琴家,也是唯一一位中国钢琴家。
朱雅芬对郎朗的状况抱着担心。他现在走到哪里都会被粉丝簇拥,应接不暇,他又不太会拒绝人,人前总是一副乐此不疲的热情面孔。这样一来,朱雅芬就疑虑被分去不少精力的郎朗还能否专心致志投入艺术。
郎朗自己是如何想的呢?他在古典音乐界的地位已经保持了13年之久。对此,他认为理应有资本骄傲,但他又试图表明自己并不膨胀,他给自己订立了一条座右铭—“永不吃老本”。“
外人很难理解这个行当的残酷,即使成就如郎朗这般,地位也并不稳固。
“你和世界一流乐团、指挥合作,人家乐团不满意,有新人出来了,比你弹得好,就把你给顶了。”郎朗身边负责打理中国业务的主管李宁说,“一个中国人在国外扬名立万,难度非常大。我们很多音乐家奋斗半天,在国际上也打响过,最后回到中国,国际市场就失去了。”
古典音乐是西方人的领地,用郎朗的话说,在西方,“只要走到台上你就是少数民族”。而一个中国闯入者的存在感和人格完全可被忽略,此种感触在他是极强烈的。“因为古典音乐界毕竟还是有一点种族歧视的,尤其是在90年代末。我初到美国时也受到嘲笑,他们说,中国人?弹钢琴?上帝啊,你们能不能学点儿别的?他们觉得中国人顶多开个餐馆完事儿了。”
既有责备,也有捧举。
2009年,《时代》周刊将郎朗评为当年100位影响世界的人物之一,这让他意识到自己有能量以一种非官方身份,透过艺术拉近世界与中国的距离,因而,“用音乐影响世界”就成了他的定位。官方显然也认同他身上的某些力量,去年选举他为全国青联副主席,这代表着一种政治认可。
但这些事情对他的形象塑造来说,并不全然是有利的。在很多场合,扮演着“国家形象”的郎朗会选择弹奏中国传统曲目。2011年元月,中国元首访美,白宫举办专场音乐会,邀请郎朗演出,他即兴弹奏一曲《我的祖国》,此曲诞生于抗美援朝期间,故有关郎朗敢于在白宫反美的声音闹得沸沸扬扬,弄得他紧张起来,呼吁不要将艺术贴上政治标签。
但树大招风,在国际上行走,各种政治诉求找上门来,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他20多岁时这种事就找上来了,但让人利用艺术来搞政治的事情是不能干的。”在朱雅芬看来,郎朗并不糊涂,还是有政治头脑的。
声名累人,这经历让他日益老练,在处理一些问题上显得小心翼翼。审订父亲那本自传时,这一点就充分表现出来,逐页翻看,屡屡指出其中措词的不稳妥,在他看来,那些细节问题若被疏忽,可能引起舆论的负面反应或有失政治分寸。
“任何一个出名的人,都会面临一些是非。”郎朗觉得,从事艺术的人,必须维护好自己的形象,“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国形象,维护好自己的形象,也就是维护了国家形象。”
我初到美国时也受到嘲笑,他们说,中国人?弹钢琴?上帝啊,你们能不能学点儿别的?他们觉得中国人顶多开个餐馆完事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