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交融_史实与说理交融,总结与创新并举

　　摘 要：《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研究》是历史档案学研究方面又一力作，拜读后颇有感想。总结阐述著作主要特点：构建历史事实，史论相佑；提炼理论方法，辩证论述；剖析整理意义，审视档案学的产生；总结研究成果，彰显档案精神。
　　关键词：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
　　最近，收到上海师范大学张会超博士惠赠大作《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研究》（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12月出版），拜读后颇有感想。
　　张会超是我的大学同窗。他自大学本科、硕士直到博士，专攻历史档案学，对历史档案编研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宋朝架阁库、少数民族文书档案、简牍档案等都有深入的研究。张博士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档案学系副教授，兼任中国档案学会档案学基础理论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中国档案史）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研究》一书是作者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研究成果，也是历史档案学研究方面的力作。著作通过史料的挖掘与梳理，还原了明清档案抢救、保护和整理这一复杂过程，展现了具体翔实的细节，对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清华大学历史系和禹贡学会等机构及其人士先后参与明清档案的保管和整理作了细致的探讨和阐述；并在史实构建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意义阐释，剖析了整理方法的运用与变化，揭示了档案思想的积淀和升华，阐明了档案整理的经验与教训。明清档案整理的影响逐渐深入人心，而其作用也日益突出，并成为中国档案学形成的推进因素和重要内容。纵观全书，主要特点体现如下：
　　1 构建历史事实，史论相佑
　　为还原当时明清档案整理的真相，不至于使过去的景象埋没于历史的烟尘中，作者构建史实廓清了当时整理明清档案的状况。从“八千麻袋”事件入手，详述故宫内的明清档案厄运和悲惨状态，展示了当时众多人员在历史档案方面表演的一幕情景剧。以重笔叙述了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清华大学历史系和禹贡学会等机构及其人士先后参与明清档案抢救、保护和整理这一复杂过程。
　　著作在写作过程中十分重视理论与史料的结合。在论述明清档案整理实践过程时，多引用当事人的记述、往来信件、文书资料等印证当时的档案流转、档案整理过程。在论述档案整理理论凝结时，遵循“从史料中来，到史料中去”的原则，从史实中引出理论，用史实说明理论，用理论分析历史事实。如，在论述档案分类、档案编目等问题时，多节录当时的相关规定，由规定得出各个整理单位的档案分类、编目思想，再引用当时人记述的史实印证理论。在论述明清档案整理意义时，作者说：“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为论述这“光辉灿烂”的成就，文章引用了大量史实，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观点。作者也说：“对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这一事实作一还原，‘论从史出’，从获取的史料中得出结论。”
　　2 提炼理论方法，辩证论述
　　档案整理的实际需要，推动了档案工作研究。作者在档案整理的大量史实中提炼出档案整理一些理论和方法。在整理档案的原则上，作者指出：不同的机构和人士在对档案进行整理时，各有原则。北京大学视如珍宝，妥善保管，并及时整理；故宫博物院设置机构保管档案，由专职人员来整理，按系统保管，尊重档案的形成规律；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集中精力，按重要程度、紧急程度进行分工协作，尊重原有的整理基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未雨绸缪，整理之前即制定规则，整理过程中注重联合，携手文献馆一起编制出目录，并且，整理与刊布并重；清华大学历史系和禹贡学会珍视明清档案，积极参与抢救和整理档案。同时指出：各个机构整理档案的原则不完全一样，但对档案的重视是一样的；不同的原则恰恰是各个机构基于不同情况而作出的选择，既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结果，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结果。
　　在档案分类上，作者指出：民国时期对明清档案的整理采取了相对科学的分类方法。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对档案的整理重在形式整理，最初，将档案分为题本、誊黄、贺表、报销和杂件五种，后来，对整理方法作了修改和完善，但分类方法基本没有大的改变，仍是按照档案的文种和名称进行分类。故宫博物院对档案的整理初期是先分大类，多采用形式和文种的分类方法，而后，再进行具体的类别。1934年以后，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确立了普遍整理的原则，同时，尊重来源，按照机关、程式、来源、名称、时间、地域和人物的类别进行档案整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清华大学历史系和禹贡学会的整理档案根据档案的具体情况采取了机关、事由和文种等不同的方法。同时，作者还指出：无论哪个进行历史档案分类工作的文化学术单位，都特别强调档案分类法的实用性，都把实施验证作为评价和修正档案分类法的重要依据。
　　在档案编目上，作者指出：除了分类方法不断革新外，档案的编目工作也一直在进行着。从《北京大学整理清代内阁档案报告》上可以见到编目的雏形，为规范学生的整理行为，又制定出了统一的编目格式。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对编目作了详细的规定，从编缮卡片到编制索引都有明确的说明。清华大学历史系在整理档案的过程中，对编目进行了试验。作者认为：这一时期明清档案分类和编目虽然因时宜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是也借鉴国内外的图书和档案分类法，而采用了适合自己的方法。
　　作者指出：民国时期档案整理不仅是将档案实体秩序化、内容精确化的过程，而且，更是诸位前辈思想与意识升华的历程。在对档案进行保管和整理的过程中，深化了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形成档案分类编目方面的观念，树立了档案编纂公布的理念。这些都是档案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当时参与明清档案抢救和整理人士的动力和指南，成为近代档案思想宝库中的明珠。
　　在论述档案整理取得成绩的同时，作者也一再指出存在的不足和教训。认为内阁大库的档案存放在历史博物馆时，仅仅根据主观判断将档案分为“有用”和“无用”是不正确的，对档案“起到了破坏作用”，“加剧了这些档案的凌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整理档案时大量学生的参与出现了档案资料分家的现象，认为“这样的整理，真是一个笑话”。指出了当时档案整理的诸多错误：有把档案的满汉两部分硬给拆开的，舍弃满文档案，重视汉文档案；不是客观地根据历史档案内容来分，而是凭一点历史知识和主观的爱好去分；从事整理从文物观点出发多，从历史观点出发少等。作者还指出：在民国这一个时期内，明清档案始终没有完全集结一起，造成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各自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