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的修改与建国初期的文艺实践_建国初期三次文艺批判运动

　　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不同时期多次修改。鉴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既是1949年以后当代文学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又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其在不同环境下的修改问题，显然也成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但既往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往往局限于比较单一的阐释框架中。论者对《讲话》的阐述基本上是从版本学的角度，将其视为某种已经相对历史化的经典文本，大多根据版本之间的文字变化分析不同版本的区别，而较少讨论《讲话》的修改与文学实际环境变化的关联。其中被忽略的问题是，《讲话》从口头演讲到形诸文字并不断修改，从最初的试图解决解放区文学问题到1949年后作为全国文学艺术的指导性文艺政策，这一过程是否包含着一种内在的自我衍变?换句话说，《讲话》一方面是作为文艺的指导性政策对文学各方面的问题做出指导，另一方面，由于《讲话》本身也是根据实践得出的结论，其自身必然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变化和修改。如果说《讲话》的修改过程和文艺实践存在着某种“互动”的关系，那么这一修改是在什么样的文艺发展状况下进行的?修改的内容都有哪些?这样的修改对于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发展的意义或效果如何?考察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的发展状况，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讲话》的修改仅限于1953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所收《讲话》(以下简称《讲话》53年本)，因此本文主要以《讲话》53年本为分析对象，从毛泽东在《讲话》修改中寄托的革命／政治诉求与当代文学的实际发展变化的关系角度，探寻对《讲话》的阐释的进一步可能性。
　　较之于《讲话》43年本，《讲话》53年本从语言到内容均做了较大修改，但在涉及马列主义文艺原理和新文艺的主旨方向方面，并没有做出根本性的改变。53年本的调整，主要是针对当下的文学实践，修复和加强其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问题，其中注入了毛泽东本人对建国初文艺发展情势的主观认知。修改重点体现在以下四个重要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普及与提高问题、文学遗产问题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
　　首先，对《讲话》中的根本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53年本在43年本的文字基础上增加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这是一次颇具策略性的修饰，相对于《讲话》原文，添加的两句话对《讲话》的马克思主义渊源有清楚的界定，重点强调文艺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显示出《讲话》核心问题——“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历史根源所在，增强了《讲话》在理论上的权威性。
　　尽管在1949年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宣布《讲话》代表了新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但随后在上海发生的“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问题的争论，则显示出持有不同理念的知识分子在对待《讲话》上的不同反应。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剧作家陈白尘直陈“文艺为工农兵，而且应以工农兵为主角”，但是同样参加了文代会的作家洗群则认为，文代会并没有关于限制描写小资产阶级的文件或决议。洗群的反驳代表了一部分自由知识分子作家面对《讲话》时，思想上的顾虑以及在文艺理解上的偏差。相对来说，作为左翼剧作家的陈白尘更能领会《讲话》的核心含义，而洗群所关心的，则是在《讲话》精神指导的情势下，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写作究竟还有多大的余地。
　　这场争论很快形成了以上海《文汇报》为阵地，波及全国的大讨论，形成新文艺发展史上“第一次颇具规模和影响全国的论争”。实际上，“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讨论的背后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一些作家虽然“接受”了《讲话》，但是对《讲话》所确定的“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还是有相当程度的抵触。继《文汇报》的“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讨论之后，1950年，作家阿垅又发文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艺术与政治是“一元论”的，两者不是“两种不同的元素”，而是同一的东西，“不是艺术加政治，而是艺术即政治”。这就在一定意义上否定了《讲话》提出的文艺附属于政治的观点。
　　对于上述引起较大论争的两个事件，引起了毛泽东的严密关注并思考应对之策。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文艺意识形态的动向非常关注。《武训传》的事件就是他首先发现问题并发动了全国性的批判运动。因此，虽然文艺界随后马上对二人的行为做了严厉的回击，洗群和阿垅也不得不分别做了检讨，但在毛泽东看来，这些事件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意味着《讲话》的合法性还没有很牢同地树立起来。而要《讲话》真正深入每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内心，完全变成自己的文艺观和政治观，文艺批评和思想改造固然是必须的，但另一方面，《讲话》自身在理论阐述上的严密性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因此，毛泽东把《讲话》的根本核心“为什么人的问题”，明确放置于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链条之中，显示了《讲话》的理论渊源和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
　　其次，针对普及与提高的问题，53年本对43年本的修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43年本中的“但是一切提高工作的指导作用，都不是硬搬，硬搬就只会起破坏作用的”替换成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一是删去了43年本中的“但是这种需要，暂时还只是干部的需要，而不是群众的普遍需要；适应这种需要应该是一个方针，但是不应该成为今天的整个方针或今天的中心方针”这句话。53年本在这两个地方的一替一删，淡化了提高，强调了普及。43年本虽然也侧重于普及，但是对于一些知识分子干部在提高方面的需求还是给予一定的肯定，到了20世纪50年代，普及显然成了文艺工作上的重中之重。从建国初期的文艺政策来看，毛泽东在1951年的《讲话》修改中对普及与提高关系的强调，与当时中央高层正在酝酿的文艺调整有紧密的关系。据1950年文艺界在全国范围的座谈调研，各地适合于工人的通俗读物极其缺乏，关于这方面的出版物往往是供不应求，同时，中央人民政府预备在1951年度开展扫除文盲工作，推广干部文化教育，筹备出版以工、农、兵、青年、妇女通俗读物为重点的书刊。由此确定的文艺调整重点，也重在加强出版适合于工、农、兵、青年、妇女的通俗读物。1951年10月28日，出版总署发布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的五项决议，第四项即是关于改进期刊工作的决议，其中主要的两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