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歌苓的人性情怀和凸显个体生命的历史书写 关于家国情怀的作文800

　　严歌苓是目前北美华文文坛中最具影响力的新移民作家之一，她在深切关注个体生命、赞美人性光辉的同时，对历史也有着独特的思考。她以一种新的历史想象方式凸显了对历史的“正体”叙述进行改写的冲动。在她的历史叙事小说中，革命叙事、启蒙叙事等宏大叙事以及西方“他者”的历史叙事被抛在一边，重新检索历史记忆，赋予习以为常的历史叙事一种新的历史体验，成为严歌苓小说的特殊美学追求。
　　一、西方“他者”历史叙事的颠覆
　　“他者”是后殖民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作为“本土”的对应物，它强调的是其客体、异己、国外、特殊性、片段、差异等特质，以显示其外在于“本土”的身份和角色。“他者”的存在一方面构成了与本土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它也成为“本土”的参照，并和“本土”形成互文关系。国际间历经数个世纪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与交流，国与国之间在彼此的观念中，特别是在各类文化、文学文本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对于本国而言的“他者”形象。18世纪后期，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和其腐败统治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西方对中国由褒扬和向往转化为鄙视和排斥。在西方“他者”的历史叙事中，充满着西方优越感与“物化”东方的意味。男性或被塑造成愚蠢、没有个性、缺少阳刚的苦力，或是残暴狡诈的恶徒。女性则被塑造成没有自尊，充满了异国情调的性奴隶。西方主流历史对中国移民史的书写充满了肆意的歪曲和鄙夷的不屑。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华人作家通过自己的叙事在各类文学文本中为西方展示了“神秘的东方”的各个侧面。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西方“他者”叙事中对中国人形象的丑化和误解。严歌苓就是这样一位重新检索历史记忆的作家。她的小说《扶桑》表现出了对西方“他者”历史叙事的疏离，她通过塑造扶桑这个人物形象，颠覆了主流社会的认知模式，以此建构边缘人的历史存在价值。
　　严歌苓在写《扶桑》这部小说时，曾去图书馆翻阅了早期华人移民史学资料，美国主流社会史学家对华人移民一笔带过的历史记载充满了污蔑性的误解，在美国主流社会看来，扶桑这样的异国妓女，“她们畸形的足以及特有的步态使她们躯干的发育受到了重大影响，那些影响之一便是变形曲扭了的盆腔和阴道，这便是她们肉体的奇异功能所在。正如他们这个民族擅长盆景艺术，这些被曲扭了的女性肉体提供了一种无法言喻的享受。”［1］在美国主流社会史学家三言两语的文字记载中充满了玩“物” 的心态，她们带有不少西方想象中的中国女性特征,穿着厚重的猩红色刺绣衣裳、裹着一双小脚……她们数以千计地涌上美国的海岸，带给美国的是疾病、堕落等社会危害。这些记载似乎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华人移民当时的面貌特征和生活状况，但这些看似客观的记载并不代表历史本身。在古典阐释学中，历史被认为是客观记录已发生诸种的书写行为。后现代史学理论则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发现了历史书写的本质内核，即意识形态性。换句话说，历史作为当下的过去，必然受制于历史书写者的时代与个人观念。历史编撰者在描写历史事件时不可避免的会有个人主观因素的介入，因此，进入文本的历史就会因编撰者的主观取舍而得到夸饰或贬抑。美国政府对华人移民的历史记载就反映了文本历史的这种特征。代表白人主流社会的历史编撰者或许带着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偏见，或许要为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寻找理由。因此，作为被表述者，华人移民的血泪史被歪曲或遮蔽，而严歌苓的小说就是要让西方“他者”主流历史遮蔽下的心灵和事件浮出历史地表，让沉寂的个体生命的历史发出声音。
　　在严歌苓的小说中，种族歧视不是其表现的重点，她关注更多的是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文化身份的人的共同人性。她的故事是人和人的故事，而不是所谓西方人和中国人的故事。严歌苓以她独特的视角，将文学和历史和谐地统一在一起，解读着个体生命的存在，以人文关怀为主导，将自己对生命的深刻体悟冷静客观、含蓄蕴藉地表现出来。
　　严歌苓的叙事直抒生命本性、生活本色，以此呈现她视线之下的历史本相。在她的小说《扶桑》中，她展现更多的是扶桑自在、自由、原始于本性的爱欲、善良、韧性、宽容。她在扶桑身上灌注了丰厚的生命内涵和深刻的历史意义，“她要拨开历史的迷雾，种族差异的迷雾，人物身份的迷雾，提摄那隐藏最深又最不受外在文明支配的人性的高尚。”［2］严歌苓将自己人性探索的理想情态寄予扶桑之身：“实质的你属于人类的文明发明之前，概念形成之间的天真和自由的时代……随你返归到了无概念的混沌和天真中去了。”［3］122扶桑：“她从原始走来，因此她健壮、自由、无懈可击。”［3］222严歌苓张扬的理想人性正如《庄子·渔夫》中所讲:“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4］扶桑按照天性和本能行动，她对任何人都怀着真诚和善意，虽然她是个妓女，却没有丝毫妓女的轻浮和淫*。她的“平实和真切”“让男人感受到的不是身体欲望发泄后的空虚，更多的是消灭童贞的隆重。扶桑具有强悍的生命力，她以宽恕天下人的胸怀平静地接受生活中的困苦和险境，在150年前的恶劣的生存环境里，在鸨母的鞭子、男人的摧残、饥饿和病痛的非人折磨中，她以小人物的坚忍、坚韧顽强地活了下来。妓女扶桑的身体虽然受到了践踏，但她的心灵是纯洁的，她的感情是真挚的。她一生接待过无数个男子， 心里只痴恋着一位白人男孩克里斯，她将克里斯随众人侵犯她时的一颗铜纽扣咬下，结在她的发髻里，这种无言的期盼和宽容体现了扶桑对克里斯厚重的爱和地母一般的胸怀。在妓女扶桑身上，严歌苓寄托了她对忠贞之爱的理想，而这种纯真的爱情在现代人那里早已经被遗忘，现代人的爱情掺杂了太多世俗的因素：如家庭背景、个人收入、社会地位等，就像严歌苓所说，现代人讲到爱情时都做了个对方看不见的鬼脸。正是扶桑纯洁的、“原生态的爱”使克里斯超越了种族、文化、身份等的差异，成就了两个生命发自本心的萦绕一生的情愫。其实同样的叙事早在短篇小说《少女小渔》中已有呈现，女主人公小渔被赋予和扶桑近似的特质，小渔单纯、善良、宽容，也恰是这来自生命本原之初的人性之善唤醒了意大利老头的良知，使他重建了被社会生活磨掉的人性最初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