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_“没有任何西方社会像今天的中国这么精彩”

　　2012年2月，严歌苓在北京家中。　　与严歌苓越洋通话时，是美国当地时间8月15日晚上8点。在之前的半个月里，她离开中国飞往德国，又从柏林回到在美国的家。连续的长途奔波，对她来说已是司空见惯。“有点像是吉卜赛人”，她笑道。
　　自1989年赴美至今，严歌苓寄居海外已逾20年，这期间，她成了最有影响力的海外华人作家之一。通过影视作品改编，她的《小姨多鹤》、《金陵十三钗》等作品，也渐渐为大众所熟知。不久前，严歌苓的新作《补玉山居》出版，这部以一家乡村客栈为主要场景的作品极具现实色彩。长年身居海外的她，以这家乡村客栈老板娘的视角，切开了中国当代社会一个光怪陆离的剖面。这类当代题材，在她以往的创作中并不多见。
　　中国作家不写农民说不过去
　　1993年，精明、漂亮的山村少妇曾补玉用辛苦劳动攒下来的钱开了一家乡村客栈，名叫“补玉山居”。来来往往的房客中，有落魄作家、退伍后下海的军官、高位截瘫的亿万富翁、冷血的毒贩，还有一对从精神病院偷跑出来的老恋人。老板娘曾补玉周旋于三教九流的客人之间，见证了一幕幕人间悲喜剧。有评论家认为：“《补玉山居》抓住了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变化”，“它是属于老百姓的文学，小说充满了残酷又现实的草根价值观”。
　　环球人物杂志：是什么原因让您有了创作《补玉山居》的想法？
　　严歌苓：现实中的“补玉山居”，就在北京郊区的平谷。我是在一次旅游中结识了这家乡村客栈的老板娘。她很骄傲地给我讲，夏天怎么摘黄花菜、秋天如何摘山里红，怎么卖能多赚钱。中国农村总会有这种特别杰出的女性，很吸引我。
　　《补玉山居》的故事是以这个老板娘的视角写的。在老板娘眼中，这些形形色色的房客只是短暂的过客，但他们每个人身上却隐匿着丰富的过往故事和情感。在我看来，补玉山居就是一个关于当代人生活的舞台。
　　环球人物杂志：在《补玉山居》之后，您还会继续关注中国当代社会的题材吗？
　　严歌苓：当然会。我现在回国的次数比较密集，每次回来都会听到一些故事。我毕竟出国20多年了，绝大多数作品写的都是以前的事。现在我的生活又和中国社会联系在一起，我已经准备写新的东西了，但还需要一些专业的调查研究。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到中国的农村多住一段时间。在中国，当作家不写农民，这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农民是中国人口比例最大的阶层，特别是他们中很多人现在已经变成了半城市人。他们这种改变的状态，包括在从农村到城市流动中的一些极端情况，我都很想了解，当然这需要有更长的时间去体验。
　　环球人物杂志：像以前老一辈作家、艺术家讲的那样体验生活。
　　严歌苓：对，体验生活。作为一个作家，你想要写哪个地方的文章，必须要到那儿住一住。资料的收集是非常重要的，不可以省力气。
　　环球人物杂志：《补玉山居》读起来比较轻松，而您之前的很多作品都更为沉重，甚至残酷，比如您的上一部作品，描写一代知识分子遭遇的小说《陆犯焉识》。
　　严歌苓：真实的历史一定比我写的更残酷。这些故事有多沉重，经历过的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能写出来我觉得很骄傲。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一个好故事的标准是什么？
　　严歌苓：没有标准，什么故事都可以写，问题是你怎么写。每个人的敏感点、诉求和境界决定他喜欢什么样的故事。让我感兴趣的故事很多，但有时候，过一阵子我想来想去也没看出这个故事后面还有什么，那就没写头了。故事一定要有意义，要不然就是通俗小说了。
　　环球人物杂志：您久居海外，这对您的观察和写作有什么影响？
　　严歌苓：我不在其中，所以没有司空见惯的东西，所有故事都让我觉得新鲜，受到刺激。有些人对中国的一些状态，比如贪腐问题，可能会司空见惯，觉得“就是这样”，但我的探究心永远不会削弱，永远都是一个很敏感的状况。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您会怎么描述您眼中的中国当代社会？
　　严歌苓：非常活跃，生命和细菌共存。可以说没有任何西方社会像今天的中国社会这么精彩，给作家提供这么多好的素材。
　　环球人物杂志：但大家普遍有一种感觉，现在无论是生于50年代的老一辈作家，还是“80后”新锐作家，反映当代社会的作品都不是那么有分量。
　　严歌苓：虽然有这么多好的素材可以写，但作为小说，还是需要时间的沉淀，不像新闻报道，马上就能生产出来。
　　我不知道长期在中国的作家生活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他们太司空见惯了，触角渐渐麻木了，敏感度会消退。还有一点，在中国特别容易把人养起来，成了一个“爷”，不需要再去特别勤勉地干什么。我在国外接触到的作家，只会用平常心看待自己的写作。这就是一个行当，我们用这个行当谋生计，没有一个体制把某个人变成“爷”，变得和一般人不一样。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很多作品被改编成了影视剧，您自己会看吗？有让您觉得很离谱的改编吗？
　　严歌苓：我自己不看我改编的电视剧，主要是因为没有时间，另外看过之后会觉得很可怕（笑）。但电影我会看，有的看了不止一遍，像《天浴》。
　　我没觉得自己的作品改不得，别人会把我改砸了。有时候人家改得比我还要高明些，比如《少女小渔》。我看电影时常常会把我是原著这件事给忘了，看得非常投入（笑）。
　　女人的很多不开心是比较出来的
　　身为女性作家，严歌苓作品中不乏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形象。从《第九个寡妇》里“豹一样的野性女子”王葡萄、《一个女人的史诗》中苦爱一生的田苏菲、《小姨多鹤》里坚忍的多鹤，直至《补玉山居》中泼辣、精明的曾补玉，她们都生活在充满变迁的时代中，各具特色，但都有一种顽强、坚韧的内在生命力。
　　环球人物杂志：您笔下有很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您会特别关注女性的命运吗？
　　严歌苓：因为我是女人，所以比较容易理解女人。我身边的女性朋友也特别多，很容易得到这一类故事。
　　环球人物杂志：您欣赏哪种类型的女性？
　　严歌苓：比较坚强能干、独立自主的女人。女人如果独立，就不会被男人制造成附属品和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