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王国龙系 [王国龙：我的托派岁月]

　　关于温州托派的几句话　　温州人对中国托派的发展，可以说是“出人又出钱”。或者还能这么理解，温州人热衷于创造财富，同样对政治有着冲动。　　曾猛是温州托派的创建人。还有两个重要人物是王国龙、周仁生。
　　一九二七年，在中共中央秘书处任职的曾猛被派到苏联学习。此前他在广州、上海参加过工人运动。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曾猛接受了托洛茨基思想。回国后，周恩来曾劝他退出托派，但曾猛回答周恩来，我没有错。一九三〇年，曾猛被中共开除后，担任了陈独秀的秘书。曾猛善于做秘书工作，并写得一手好字。一九三二年，曾猛和另一位温州人何止铮与陈独秀一起被国民党抓到牢里。后找戴立夫、张冲帮忙，才获释。随后，曾猛回到老家温州，创立了托派组织。
　　中国托派由“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我们的话派”、“十月社”、“无产者社”四股力量联合而成。同样，温州托派也有几个源头：一是曾猛，二是安明波，他们讲的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学来的理论，三是受王独清影响的李国栋。后“我们的话派”成员贺希建议几派合并。一九三七年深秋，温州托派组织正式成立。一九三九年七月，曾猛第二次被捕。出狱后，他心灰意冷，温州托派陷于困顿。
　　此时，中国托派也正从统一走向再一次分裂。
　　王国龙往返于温沪之间，企图重整温州托派。王国龙受曾猛影响，走上革命道路。在温州托派形成之初，就是骨干分子。温州托派第一次代表大会，王国龙当选为第一届干事会干事。
　　当时，出道不久的周仁生也在积极谋划恢复温州托派组织。他们瞒着托派总部，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挺进社”，重新开展活动。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中国托派的实际领导人是彭述之。王国龙、周仁生他们和彭联系密切。王国龙一度是彭述之秘书这样的角色，而周仁生的交游广泛，把托派力量延伸到台湾、香港等地。有一位温州人叶正度及一些同情托派的人士还办了一家宏华商行，用赚来的钱支持托派活动。
　　刘平梅《中国托派党史》，在描写抗战时期托派组织的发展时，专节记录了温州托派的活动。温州托派无疑是中国托派中最为活跃的地方组织，曾猛、王国龙、周仁生都是中国托派史上重要的人物。
　　温州解放后，温州托派随之瓦解。一九五二年，全国肃托运动开始，温州托派分子自然无一漏网。
　　一九六〇年，曾猛死于狱中。
　　一九七九年六月，郑超麟、刘平梅、王国龙、周仁生等托派分子获释。
　　王国龙、周仁生晚年靠翻译和教英语为生。
　　二〇〇四年一月，周仁生去世，享年八十二岁。
　　二〇一〇年四月，王国龙去世，享年九十六岁。段跃在《炎黄春秋》发文说，王国龙的死，在中国托洛茨基主义革命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事情：中国早期托洛茨基主义革命者就此绝迹。彭述之、郑超麟、王凡西分别于一九八三年、一九九八年、二〇〇四年去世。
　　中国托派是在夹缝中生存的革命小团体。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上，他们的演出从来没有受过善意的对待。从人的命运而言，这些革命者的一生尤为惨烈。
　　在外人眼里，今日温州除了会做生意外，还有人说这里是东方的耶路撒冷。回想曾猛、王国龙、周仁生他们对革命的热衷，宗教和革命信仰，难道真的只一步之遥？温州人确实特立独行。
　　重温往事，或许不能仅仅是一声感叹。
　　方韶毅
　　我叫王国龙，温州市鹿城区人，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出生。我是一个托派。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北伐军第十七军宣传队率先进入温州城，十七军政治部随后在温州举办了一个政治训练班。姐姐通过朋友让我参加训练班，当时我只有十四岁，是这一班人里年龄最小的一个。李国栋也在这个班里，比我大两岁。我们可以算是正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洗礼了。我记得苏渊雷来教课，教的是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郑超麟翻译的。课程是一个礼拜，有一天休息。
　　一九二九年，我十六岁。到上海的一家旧书店当学徒，叫江东书店，说是旧书店，其实也卖新书，主要卖外文书。在这家书店里当学徒，在这家书店里，我不得不学外语。
　　为什么会这家书店，有原因的。当时有一个运动分子在温州遭逮捕，被关进杭州监狱。我哥哥王国芳和另一个同伴受牵连，不得不外逃。到了上海之后，我哥哥建议开家书店，一来维持生计，同时也为革命做掩护。他就叫我的姐夫投资，拉上一位在上海的朋友李景芳，他也是温州五四运动中的一位人物，一起开这家书店。江东书店实际上是温州一班左倾激进青年在上海的联络点。
　　学徒期间，我结识了从苏联留学回来的曾猛。那时，他是中共和托派双重身份，是中央秘书处干事，受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同时，结识了第一个中国托派组织“我们的话派”中的主要人物史唐、陈亦谋、梁干乔等。还结识了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一批党员，如郑馨、王国桢、施德彰等，他们大都是在温州的城市暴动或农民暴动失败后逃亡到上海的。
　　曾猛是托派，大家都是知道的。托派还没有被扣上帽子，无非是中间派。郑馨对我说，曾猛是共产党员，是不能够参加托派的，不过，我倒是可以的，因为我还不是共产党员。当时的气氛较宽松。
　　在江东书店，我学了外文，同时受到托派思想的影响。
　　一九三〇年秋，江东书店因生意清淡而关闭，我不得不回到温州。我再次去上海是在一九三六年。
　　温州托派组织的创建人是曾猛。他也是我大姐的朋友。在温州的五四运动中，曾猛很活跃，是带头的。后来，他被学校开除了，就去上海读书，后来去了广州黄埔军校。曾猛到广州的时候，第三期报名已经结束，时任黄埔军校管理处处长的戴立夫就把曾猛留在身边。曾猛在戴立夫先生身边认识了周恩来、张太雷，和中共有了接触。
　　戴立夫先生曾经想把曾猛送到何应钦那里当兵，后来听说何应钦军队里有体罚，就作罢了。香港罢工的时候，曾猛参加了在广州的工人运动，和广州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人也有接触。曾猛在广州入党，介绍人是邓中夏和李启汉。曾猛参加工人运动的经验就是从广州学来的。
　　北伐开始，东南军从广州一路到福建，再到浙江，一路向北。曾猛随军到上海时，刚好第三次暴动开始，就加入了上海总工会，正式参加第三次暴动。曾猛后来任中共中央秘书处机要秘书。当时，中央秘书处除了曾猛是温州人外，还有一个温州人是何止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