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早期作品中“革命”与“自我”的纠葛]茅盾是革命文学家吗

　　摘要:茅盾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波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在他的意识中，有着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而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却要求首先放弃“自我”。放弃“自我”投入“革命”与眷恋“自我”游离“革命”之间的困惑，成为茅盾必须努力解决的一个问题。在茅盾的早期作品中，从《蚀》到《虹》，都或明或隐地存在着“自我”与“革命”之间的犹疑，这种犹疑成为我们理解大革命之后茅盾心态及其文学的一个有效视角。
　　关键词：茅盾 早期作品 自我 革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在现代中国，革命真正的内在支撑是历史法则，革命是人主动迎接历史，是历史以人的活动显现自身。投入革命，就是投入历史。投入革命，要求个体生命首先放弃自我，将个人生命和生活革命化、政治化、历史化，而后再以历史和革命为依据，重建个人生命的意义。但是，对在“五四”的“个人主义”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茅盾，这种转变并非“一翻身之易”，尤其在革命的低潮时期。“革命”与“自我”之间似乎总是有着难以修补的裂痕，这种裂隙造成了茅盾作品的内在矛盾性和紧张感，显现出了茅盾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也成为理解茅盾及同时期左翼作家作品的有效进路。
　　一 失身与革命
　　在茅盾早期革命小说中，“失身”是一个有意味的事件，“失身”往往是女主人公走上革命的契机。
　　《幻灭》中的静女士，从乡村来到喧嚣的上海，只是为了读书，“读书”两个字，“是她近来惟一的兴奋剂”，当莫名其妙地“失身”于帅座的侦探抱素，在黄医生和同学影响下，静女士“责任心”觉醒，决心投身革命。《虹》也包含着一个“失身”的情节：梅女士嫁给了姑表兄柳遇春，不得已“失身”于自己“丈夫”，携着这一具无可置放的“破损”的身体，梅女士辗转重庆、上海，而后决心把身体交给第三个恋人——“主义”。
　　茅盾早期小说中的“革命”女性，大多有一次“失身”经历，如《幻灭》中的慧女士、《动摇》中的孙舞阳、《追求》中的章秋柳、《虹》中的黄因明。“失身”——身体的“破损”，与“革命”之间只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逻辑关系，值得思量。
　　身体是生命的载体，选择哪一种生存方式本身就意味着“身体的交付”。参加革命也是一种身体的交付行为。“身体”的“破损”成为革命的契机，隐喻了一种别样逻辑，这个逻辑的核心是“自我”与“革命”。
　　革命要求个体时间向历史时间的汇流，要求对个人生命、个人意义向革命集体、历史正义的融入，投身革命的前提正是对“自我”的放弃。如果完整的女体象征了生命意义的自足的话，这种生命意义的自足，恰是革命的障碍，自足的身体和自足的生命无法合理地通向革命。身体的被损，暗示了自我意义的蚀损和消减，当自我意义被蚀损的时候，主人公就会转向革命。在这里，身体的破损象征了对自我价值的舍弃和否定，并促成了对历史轨迹、革命正义的选择。
　　茅盾是在“五四”及其余波中成长起来的，“自我”是他意识深处的重要一维。在茅盾的早期作品中，主人公都是具有浓烈个人意味的形象，如静、慧、梅、孙舞阳、章秋柳，而当时茅盾的思想大多只是“个性之解放”、“人格之独立”，是个人本位的。“社会”是茅盾关注的，但关注社会的目的带有强烈的救出“个人”的意味，完成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从“珍爱自我”到“舍弃自我”的转变并非如想象的那般容易。写于1925年、发于1929年的《读〈倪焕之〉》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也可以了解从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唯心主义，转变到集团主义、唯物主义，原来不是一翻身之易。”《追求》中章秋柳的一句话也让人注意：“完了，我再也不能把自己的生活纳入有组织的模子去了；我只能跟着我热烈的冲动，跟着魔鬼跑！”再结合茅盾在“左联”时期的“自由”行动，不难看出茅盾的“个人”旨趣。
　　回到“失身”的问题上。革命是放弃“自我”向历史时间的皈依，同时也是放弃个体生活向团体生活的融入。“失身”，恰恰反映出茅盾对“自我”的执著、“自我”与“革命”的矛盾。身体破损象征性地否定了“自我”的意义，从而为“自我”投入革命铺平了道路。
　　二 革命与自我的救赎
　　“五四”发现了“人”——“个人”。人是由种种规定性构成的，没有这些规定性的存在，“人”就不可言说。“王纲解纽”，随着旧文化而去的还有沉积了两千年的关于人的规定性，挣离这些本有的规定性，不但是“人”的发现，也是“人”的危机。重建人的规定性是时代重要的任务，“意义”危机是时代青年的重要危机。
　　历史时间参与了这一次个人生命意义的建造。革命是人主动地迎接历史，是历史以人的行动展现自身，革命不是空间的，而是时间的，参与革命，就是参与历史。革命，不单是改造社会的行动，更是个体生命在历史时间中建构意义的方式。革命，为生命赋值。从旧有伦理中脱落出来的、被发现的“人”，在历史框架中被重新赋予意义，“革命”救赎“自我”。
　　再回到“失身”的问题。“失身”暗示了个体不可能在旧有的伦理体系中寻得生命的价值，建立生命的意义。身体的“破损”消蚀了个人生命的完满，这种生命意义的危机诱使个体投向革命，投向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在历史时间中建立生命的意义，让被发现的“个人”重新获得规定性，得到价值的确认。从“失身”到“革命”，完成了个体意义从消蚀到重赋的转换。“革命”本身，包含着“身体”的救赎，革命为身体赋值。
　　在《幻灭》中，三个月前，从静女士身上逃走的“勇气，自信，热情，理想”，在她决定参与到“革命”中时，瞬间回来了。换而言之，是原有的价值体系崩解后，以革命为基石，新的生命意义重新建立起来了。由革命为身体赋值，生命重新变得充盈，于是感到“热烈，光明，动的”新生活在等待她，这个恋爱场中失败的人，开始憧憬着在“服务社会”上得到应有的安慰，享受应享的生活乐趣了。显然，静女士“服务社会”，并不是真正源于对社会的关切，而恰是一种自我救赎的需要，为破损的身体重新赋值的需要。《追求》中，章秋柳、曹志方等人准备结社，但结社的背景却值得深思。他们在大变革时代处于“无事可做的地位”，因为“无事可做”，所以无法为生命建立意义，陷入到价值的虚无，生命“等于零”，甚至“几乎不能自己相信尚是活着的人”，只有含着眼泪“浪漫，颓废”，浪费生命。组织一个社，没有信条，没有纲领，真正重要的是“社”本身，“结社”并没有真正的社会目的，而更多只是为无意义的生命赋值。《虹》中梅女士第一个恋人不敢爱她，第二个恋人不愿爱她，所以准备把身体交给第三个恋人“主义”，每种主义都包含着一种价值理念和生存原则，在“主义”之下，梅女士的身体被重新赋值，在“错乱”的人生之中，无所皈依的“自我”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