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文学的中国经验]中国新文学进入当代文学的标志

　　当代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间所经历的艰难困苦和壮烈斗争，社会各阶层所产生的冲撞、分裂、蜕变和凝聚，人们思想情感所表现的激荡和新变，都是中华民族以往历史上所罕见的。如何表现当代中国经验，是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所应极力思考的一个重要议题，为此，本报特开设“文学与当代中国经验”的讨论，并以张炯先生此文作为开篇，希望广大读者踊跃参加。――编 者
　　
　　
　　展开对“文学与当代中国经验”的讨论，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题目。这个题目似乎有两层涵义:一是中国经验被当代文学表现的状况如何?二是当代文学在表现中国经验方面有什么得失?也就是说，它需要回顾和检讨的不仅涉及文学所表现的“中国经验”作为题材的深度和广度，还涉及文学表现“中国经验”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因而它所讨论的显然是我国文学发展的全局性问题。这确实需要引起文学创作界和理论界广泛注意和深入交换意见。
　　题材意义上的“中国经验”，自然是指我国人民所经历的社会生活和历史事件，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人物性格、思想和情感。当代中国如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已近60年。这是我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年代。它既是我国各族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从民主民族革命迈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年代，也是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几经探索，终于使国家走向蒸蒸日上、繁荣富强的年代。可以说，这个年代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间所经历的艰难困苦和壮烈斗争，社会各阶层所产生的冲撞、分裂、蜕变和凝聚，人们思想情感所表现的激荡和新变，都是中华民族以往历史上所罕见的。今天中国更广泛地被世界所关注，号称“北京共识”的中国经验，成为发展中国家迅速走向现代化的广受推崇的思考对象。在五千年悠久文明的背景上所呈现的当代中国的深刻演变的经验，无疑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所表现的广泛的题材。
　　事实上，新中国建立后我国作家在描写朝鲜战争、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的恢复，描写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段的运动或歌颂不同时期的革命斗争及其英雄人物方面都留下生动的艺术写照。经历“xxxxx”的灾难后，新时期我国作家更以控诉“xxxxx”的“伤痕文学”、批判左倾历史错误的“反思文学”、推进社会变革的“改革文学”、呼唤与反省赓续文化传统的 “寻根文学”展现题材开拓的新领域。而朦胧诗、探索性戏剧和先锋小说更借鉴西方现代主义，以新的形式与风格书写了前人所不曾涉及的题材和主题。这时期，建国以来受难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生活，得到许多作家的描述，“新写实小说”则以对现实生活“原生态”的书写和“零度感情”的表现引人注目。上世纪90年代后，侧重心灵感受的”新状态文学”，揭示女性私密经验的女性主义小说和“下半身写作”先后崛起，继历史“正说”之后，又出现“戏说”历史的浪潮浮泛和新谴责的官场小说走红。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学在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方面取得新的成绩，不但涌起新的“底层文学”和许多关注现实问题、歌唱新人的作品，还涌起新的武侠小说、动物小说、魔幻小说、神话小说和五花八门的网络文学。半个多世纪来，可以说天上地下、历史现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仙鬼怪、鸟兽虫鱼无不被作家所描写。可见，中国经验在形形色色的当代文学作品中得到相当广泛的表现。就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而言，超过了我国文学史上的任何时代，而且各个时期因历史风云变幻和社会脉动起伏，又各显相异的特色。
　　但文学创作毕竟很难穷尽一个时代的生活和不同阶层人们的体验。这与文学话语权掌握在谁人手里和当时文学的整体走向都有关系。与现实相比，不同时期皆确有许多生活经验未曾被文学所表现，或表现得很不够。如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成长及其奋斗的经历，尤其是战斗在共和国各条战线对人民和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艺术家和学者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他们的崇高的精神世界，就表现得很少。有些这方面的作品往往只描写了些表面的现象。至于新世纪我国所产生的巨变，更很少作品去做具有历史深度与广度的反映。比较起新时期历史题材创作的蓬勃，贴近现实的创作便显力度不足。创作界相当多的智慧移向往昔岁月的表现，这虽与我国历史悠久有关，但与作家对现实变革的全面而深入的把握不够，观察、体验、思考不够，恐怕也非没有关系。
　　在考虑当代文学表现中国经验的得失时，我们至少需要探讨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即第一，文学作为时代镜子的真实性怎样?第二，文学所表现的思想导向和哲理高度如何? 第三，文学是否能将现代水平和民族特色统一起来?
　　真实永远是艺术的生命。当然，艺术的真实虽源于生活的真实，但艺术创造既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艺术真实也就有别于生活的真实。人们不能也不应只以现实主义的尺度去衡量文学的真实。现实主义要求真实地反映特定时代典型的社会关系和典型人物的性格、思想与情感，并反映相应的历史脉搏和生活细节;而从非现实主义的艺术创造来说，浪漫主义所创造的理想的真实，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反传统的荒诞、变形或对现实客观主义的描写中所显现的时代本质的某些侧面和人物性格和思想情感的逼真性，同样展现了艺术真实性的新的可能。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当代的中国文学不真实，相反，它的许多作品确实为读者留下了当代历史的生动而真实的图画，记载了我国不同阶层所经历的生活斗争和心灵变幻。但不容讳言，由于政治的偏见或对生活理解的片面，有许多作品在真实性方面是存在缺陷的。例如有些作品在阶级斗争走向缓和或消泯的时期，却人为地大写“阶级斗争”，乃至像“xxxxx”中的作品那样颠倒是非黑白。反过来，我们也不难看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并非不曾出现新的不同利益群体，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的现象所在多见。尽管也有作品加以描写，但也有不少作品却往往讳莫如深，这自然也有欠真实。至于描写农业合作化的作品曾被一概指责为“不真实”，包括《创业史》和《山乡巨变》在内。其实这是需要加以分析的。合作化是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运动，正如新时期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一样，不能因为后来历史产生变化，农村出现了新的生产体制，就认为描写前一过程的作品不真实。太平天国、戊戌政变都失败了，我们能认为描写和肯定这些运动的作品都不真实吗?!作家不可能是历史的先知。他只能根据自己所经历的生活感受，根据自己对时代的认识和理解去创作自己的作品。如果他的作品确实生动地描写了那个时代的历史事件和基本社会关系，以及种种人物的性格、思想和情感，即使作家存在局部认识的偏差，也不能认为整个作品不真实。像浩然的《艳阳天》那样的作品，在社会关系的反映中对阶级斗争的描写是人为地夸大了，损害了作品的真实性。但小说对当时基本的社会关系以及萧长春、焦淑红等许多人物的性格、思想和情感的描写还是相当真实的，不可完全否定。虽然指出作家认识的偏差和局限是必要的。其实，类似的真实性的缺陷，在新时期的作品中同样存在，只不过情形反过来罢了。如有些作品明明写阶级斗争相当激烈的时代，而作品里出现的却只是人性的斗争，乃至只是男女的性冲突和纠葛，构成一定历史背景的基本社会关系被完全虚化。
　　真实性与作品的思想倾向性既可能保持一致，也可能相冲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思想的制高点和正确的导向，它应该与文学的真实描写相一致 。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和左倾思潮的泛起，由于违背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既损害真实性也损害思想性的创作现象并非不存在。本来每个时代总有它的优点与弱点，现实生活中总是光明与黑暗并存，真善美与假恶丑同在，而光明必将战胜黑暗，真善美终要代替假恶丑，这正是历史生活发展的辩证规律。但在“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思潮支配下，新时期以前的文学则歌颂光明有余而揭露负面现象不足，成为许多作品的通病。当时文学的主导倾向是歌颂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歌颂革命的领袖和英雄人物，表现革命的激情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其中大多作品就思想导向而言，有崇高的一面: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和人民，张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至今仍值得人们肯定。而某些作品助长个人迷信的风气，乃至走向“xxx民歌”或“xxxxx”中的“假大空”，成为“伪浪漫主义”，自然就不可取了。新时期30年来，揭露和鞭挞黑暗的作品倒是多了，在“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和反腐倡廉的官场小说里表现得尤为充分。然而不少这样的作品中却又是只见黑暗，不见光明，把读者引向对社会主义现实的悲观和绝望。这样的作品不仅真实性有缺陷，思想导向也值得人们认真质疑了。还有这个时期文学中张扬人性人道主义的作品多起来，乃至成为一度风靡的思潮，这对于“xxxxx”中扭曲人性、丢弃人道主义的现象进行思想反拨，无疑是必要的。但以之去一概否定阶级斗争的学说，对旧的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不加区别，那也绝非是正确的。理想缺失，道德滑坡，思想匮乏，成为新时期不少作品的贫血之症。有些作品乃至宣扬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这就更不可取了。至于近期文学创作中， 处理历史题材而违背辨证唯物史观和基本历史事实去随意阐释生活，乃至将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也随意加以篡改或予以恶搞，不但严重损害创作的真实性，也严重扭曲作品的思想导向性，就更应被反对。因而，努力达到艺术真实性与思想导向性的统一，仍然需要我国作家的不懈追求。作家应该是思想家。他对生活的思考理应给读者带来哲理性的成果，特别是具有自己独特发现的思想成果。这种思考和发现，当然应跟所表现的艺术形象、艺术意境融为一体，应沉潜于作家所创造的艺术形象、艺术意境之中，而非附加于作品之外。作家的思想高度必然会直接影响作品的思想高度，如何站在当代科学世界观的高度上去烛照社会生活，我以为，在这方面，我国作家还是有很大的努力空间的。
　　新文学运动使我国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西文化和文学思潮的又一次冲撞，使得西方作家百年来所创造的各种文学样式和方法、技巧，我国作家也都演习了一遍。我国文学的形式和技巧已经获得现代性， 从语言到叙述、抒情、表达的方式都走向现代了，这是无可置疑的。但走向现代不等于就能自动地获得民族的风格特色。现代化与民族化似乎相悖:文学如果拘守民族的传统，那就往往不能现代化，而现代化了却又往往失去民族的特色。两者如何做到相反相成的统一，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确实值得我们深加反思。“五四”之后，我国文学曾产生过于欧化的弊病，以至于上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有必要发动文学大众化与民族化的讨论。40年代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特别提出文学如何解决“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问题。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和丁毅的《白毛女》堪称是实践此一方向的创作代表。建国后，老舍的《龙须沟》、孙犁的《风云初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梁斌的《红旗谱》、闻捷的《复仇的火焰》等大批话剧、小说和诗歌也在实践上做出新的成绩。其特征是以人民群众的生动活泼的语言和传统的说书或民歌的形式来表现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获得解放后的新的生活与追求，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民族风情习俗。这些作品曾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尽管上述作家都曾得益于外国文学的滋养。及至从作家创作衍变的“样板戏”出现，虽有所谓“三突出”之类的戒律，但从音乐到唱词，到表演程式，无不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其中也不乏对于外国表演经验和音乐的汲取。而新时期对现代西方的学习与借鉴，产生了朦胧诗、探索性戏剧、荒诞派和意识流小说等，它们曾一度被目为异端，被目为“不懂”、“难懂”之作，在人民大众中知音甚少。然而我们也不应忽视这些探索对于我国文学的发展有其积极的一面，即丰富了我国文学的艺术思维和表现形式，促进了我国文学的“百花齐放”。其实，新文学一登台便立即被守旧者视为异端，受到激烈的攻击。但事实证明，只要表现的是中国经验，是民族的生活、民族的性格、思想和感情，许多被认为异端的作品，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野草》《故事新编》，如郭沫若的《女神》、闻一多的《红烛》等，不都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了吗?!可见，对于文学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内容，只要内容是民族的，吸取的外来形式也会被内容所虏获、所融会。新诗是借鉴外来形式，话剧移植的也是外来形式，现代的中国小说难道不也得益于外来形式吗？！所以，结论只能有一个，如果你真正表现了民族的社会生活， 真正表现的是“中国经验”，你完全可以汲取和借鉴外来的形式和技巧，并衍变和创造出新的民族形式和风格，从而把民族化与现代化统一起来。只有那些连内容都毫无民族特点而徒具外来形式的作品，才会被读者所冷落所排拒。内容决定形式，虽然形式也会反过来影响内容的表达，但起主导作用的毕竟还是内容，这一哲学原理无疑同样适用于文学。文学的现代水平和民族风格的创建，恐怕也只有从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中，从内容的中国经验与形式的博采众长中,才能寻找到好的可行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