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长卫作品《立春》分析 顾长卫的作品立春

　　[摘 要] 本文试从马克思•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总结和归纳的四种社会行为的理论视角出发,分析顾长卫作品《立春》中各个人物角色的社会行为分类,进而在西方理论的视域中,寻找影片《立春》的全新意义:通过对生活在边缘城市的边缘人的行为和价值立场与主流中心行为和价值立场的冲突和对立的展现,来寄予影片对边缘人这一社会存在的挖掘和反思,并给予人道主义的同情。
　　[关键词] 《立春》;边缘人;马克思•韦伯;顾长卫
　　
　　目前对《立春》的研究,停留在揭示对王彩玲和胡金泉所处的“六指儿”的尴尬处境的研究,大多数研究忽略了周瑜这一形象的文化内涵,很难揭示王彩玲们被“六指儿”的文化根源。马克思•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归纳出四种不同的社会行为为研究王彩玲们的生存体验打开了全新的视角。
　　“目的合乎理性的,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作为‘手段’,以其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1]56这就是马克思•韦伯总结的工具理性行为。周瑜和黄四宝在剧中是表面上情投意合的朋友。黄四宝再一次报考中央美院,临行,周瑜挤过人群来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你又没考上,一下把我吓醒了。”周瑜并不希望黄四宝考上,他考不上才恰如他所愿;王彩玲遭黄四宝羞辱后,心灰意冷,,周瑜跑来看望她,咬牙切齿地说:“我早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说心里话,他考不上,我就是挺高兴的,他注定这辈子都志大才疏!”为了报复黄四宝,他拿上黄画的王彩玲的裸体画,找到黄的母亲说:“他闯祸了,把人家女青年给灌醉了,脱了,还把人家给画了,人家现在要告了!”黄母被诓骗去的钱财,让周瑜发了一笔小财。
　　周瑜的友谊正是从目的合乎理性的价值立场出发的社会行为,“以其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1]56他所表现出来的自私和市侩,最终解构了虚假的“友谊”。
　　王彩玲在广播中的歌剧演唱,令周瑜萌生了爱意。他的行为与韦伯总结的情绪型社会行为十分相符,“即由现时的情绪或感情状况”[1]56而引发。但《立春》的剧情没有在缺少内涵和文化深度的情绪型社会行为上设置过多的笔墨。周瑜骨子里的工具理性行为迅速取代了情绪型行为,而展开了对王的追求。渴望与王彩玲组建家庭的原因,在影片中,也从周瑜口中得到了清晰的表述:“彩铃咱俩条件都不咋的……你就跟我过吧,我养活你。”
　　周瑜的价值观是从目的合乎理性的立场和内核出发,权衡各个条件,以期达到合乎理性的世俗目的。他的行为和观念都基于生存的层面,没有高度,没有深度,也没有理想;他的抉择基于各种因素、利益的理性权衡。这种世俗的工具理性取向正是《立春》所铺垫的主流社会氛围。影片在没有周瑜出场的场景中,分别设置了小张老师、高贝贝等人物形象,他们无一不是目的合乎理性的主流社会价值观和行为取向的组成部分。
　　黄四宝是解读《立春》文化内涵的另一位关键人物,在他的身上完整地体现了从边缘价值观到主流价值观的回归。影片之初,黄一心追求艺术,是典型的“价值合乎理性”的行为。在经受了诸多的阻碍之后,“黄四宝再次出现,仍是在小城,流行的板寸,笔挺的西装……生活在被他骗得很惨的人们的追打中。”“他砍掉了自己的六指儿,回到了他曾经一心想逃离的城市,不再孤独。”
　　黄四宝由最初的价值合乎理性行为取向,回归到功利主义,进而回归并融入周瑜所秉持的工具理性:影片所塑造和烘托的主流价值观。尽管选择目的合乎理性,也并不意味着幸福。但影片明确地显示:人只有融入目的合乎理性的社会价值观取向的洪流中,才能为社会所接受,才不至于被边缘化。工具理性俨然是《立春》中这座围城的游戏规则,成为主流社会环境的隐喻式所在。
　　影片用周瑜、黄四宝等形象展现了主流文化所持的价值取向,但主流价值观与边缘价值观的关联、对立乃至斗争,才恰恰是影片的重心。
　　“《立春》讲述了一群生活在中国边远小城的普通人对梦想的追求,他们的爱和失望,他们的命运。影片中歌剧《托斯卡》‘为艺术,为爱情’是影片主人公王彩玲发自内心的歌声。”[2]“献身艺术,献身于爱情”作为能指符号,诠释了王彩玲的价值合乎理性的立场和人生追求。这种行为取向“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的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1]56-58王彩玲以满腔热情,投身到歌剧及歌剧人生的追求之中。她并非追名逐利,也并非以之谋生,而是信仰,是王彩玲“价值合乎理性”社会行为的“价值”的能指。
　　除了对艺术的信仰,王彩玲在爱情和婚姻上,同样实践着价值合乎理性的取向,视爱情无上崇高。从世俗的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王彩玲显然与周瑜是般配的。同属社会底层,相貌普通,但王决绝地拒绝了她不爱的周瑜。对于她爱慕的黄四宝,传统的王彩玲主动委身,放弃北京户口,甚至在爱情不得时自杀。
　　影片中另外一个人物――胡金泉,也是秉持价值合乎理性立场的边缘人。他的芭蕾和王彩玲的歌剧都被放置在信仰的层面上。
　　马克思•韦伯在论述目的合乎理性的行为时指出:“从目的合乎理性的立场出发,价值合乎理性总是非理性的,而且它越是把行为作为取向的价值上升为绝对的价值,它就越是非理性的。”[1]56-58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王彩玲和胡金泉的价值合乎理性的行为,不为社会所接受。社会往往建立在目的合乎理性的秩序之上,所以王彩玲和胡金泉注定了被边缘化的命运。
　　中国民间文化本身就不存在接受或容忍高雅文化的受众群体。无论是芭蕾还是歌剧,在中国的边缘小镇的大众和民间文化中都遭受了集体放逐,从事和热衷高雅艺术的人相应成为文化的“六指儿”,受到指责、嘲弄和排斥。
　　艺术的追求和价值观的坚守也影响到他们的爱情观。王彩玲坚守爱情至上,最后不得不选择单身,她不能选择委屈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理想。胡金泉学习芭蕾,形体为芭蕾所塑造,受到民间文化对他的性能力的质疑,被人鄙称为“二胰子”,最终也难以走进正常的婚姻。韦伯总结约定俗成的习惯为传统型的社会行为,结婚显然是作为约定俗成的习俗和惯例,是传统型的社会行为。而传统型行为作为社会交往所传承下来的行为方式,具有广泛的群众和社会基础,也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组成部分。于是单身必然成为异类,而遭遇传统型社会行为的排斥。王彩玲和胡金泉所秉持的价值合乎理性,不但要受到工具理性的打击,也受到传统型社会行为的排斥和驱逐。
　　当被放逐的价值合乎理性遭遇位于中心和占据主流地位的工具理性和传统型社会文化时,边缘人的边缘体验就水到渠成地成为影片所要表现的内容。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提出:“极端的孤独感和分离感会导致精神的分裂。”[3]12摆脱孤独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爱和工作,前进到“积极的自由中”;二是放弃自由,试图通过弥合他与世界之间已经出现的裂缝。[3]97王彩玲身处弗洛姆所言的痛苦的自由境地,她兴致勃勃地演唱《暮春》,面对毫无对话交流的民间文化,满怀热情被浇了冷水。不被理解和接受的无奈以及无处不在的边缘和孤立感,令她透不过气来。她无疑承担着沉重的痛苦和孤独。最终她放弃了艺术的梦想,与现实做出让步,以期弥合她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但她也不是彻底的失败者,正如顾长卫所言:“王彩玲的妥协,我觉得没有惨败,她要是惨败肯定随便找个男人,生个孩子。王彩玲的让步是放弃,她不唱了,但也没有随便找个男人对付了,而是去福利院领养了个孩子。”[4]
　　如果歌剧和王彩玲是一桩“笑料”,那么胡金泉和芭蕾,就是 “色情”文化。胡金泉不可避免地成为民间文化性别歧视的对象,他的回归现实更是悲剧得彻底。被所谓正常的性别文化放逐和边缘化的边缘体验,使胡金泉无奈地试图通过强奸来证明他的性能力和性取向。不被理解的无奈和无处不在的边缘化与孤立,使胡感到自己是“这座城市的一根鱼刺,扎在很多人的嗓子里。”而他回归现实的方式则是一个悖论。芭蕾和胡金泉是废物、是疯子、是异类,而流氓胡金泉为众人所理解,与生活达成了代价沉重的和解:“我这根鱼刺 ,终于从大家嗓子眼里拔出来了。我踏实了, 大家也踏实了。”
　　 “大的概念就是立春了,立春一过,每个人心里就蠢蠢欲动,作为每个个体来说都有可能性。”[4]“立春”有着丰富的内涵,它在时间上意指改革开放前十年,计划经济解冻,市场经济起步的时期。在中国边远小镇,计划经济造成了城乡之间,地域之间文化、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成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那个时代城市户口就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影片中再现了这段历史的时代心态。“北京户口”“普通话”成为《立春》影片设置的象征意义上的能指符号,它象征了中心和主流,隐含着处于城市附属地位的农村的落后,边缘化和农村对城市的向往。大城市成为幸福、地位的“能指”。从王彩玲的“我在这里呆不长,我要调到北京去了。”到黄四宝与王彩玲的毅然北漂,再到高贝贝的“现在唱的好的人多了,咱们又是从小地方来的,没有一点特殊手段根本不行!”对于计划经济人为造成的生活在边缘城市的人,北京户口成为压抑他人性、剥夺他幸福的实体。剧中的内蒙小镇成为城乡对立所造成的小城市人的失意和边缘感的象征。黄四宝、王彩玲等人物就成为时代小人物的典型 ,富有了时代感。这样由政治因素造成的城乡对立和边缘与中心的对立也就更加深了身处边缘地域(小城镇)的边缘文化的王彩玲们的边缘体验。可以说,这一部分人是这所城市的神经,体会着城市文化对农村小城镇文化的排挤。他们反抗城乡对立的挣扎和努力,更加深了他们在自己文化圈子里的边缘体验。
　　在这所被放逐在大城市边缘和中心之外的小城镇,只有身处小城镇主流和中心文化的周瑜们和传统文化中的看客们,满足于民间文化,从而不会体会到边缘感。他们执著于世俗和生存的哲学,是这所边缘城市的心灵上和精神上的真正主人。而身处边缘和非主流的王彩玲则在感受到城乡对立、时代交替之后,加深了自身的边缘和孤独感。
　　[参考文献]
　　[1] [德]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 林洪桐,蒋雯丽.应知秋实总有根―― 蒋雯丽访谈[J].电影艺术,2008(02).
　　[3] [美]埃里希•弗洛姆.对自由的恐惧[J].许合平,朱士群,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4] 顾长卫,陆绍阳.梦犹在,理想不灭 ――顾长卫访谈[J].电影艺术,2008(02).
　　[作者简介] 李晓婷(1985― ),女,山东莱芜人,南开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08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后现代文学与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