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于均衡价格的现象说明【戏曲传播的不均衡现象及其原因】

　　中国戏剧史既是戏剧本身的发展演变史，也是戏剧文本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接受改造的历史。各个时期的文人通过对文本的刊刻、改编、评点等，与戏剧家之间建立起某种文化传递关系，即他们通过对剧作的整理、评点和不断阐释，扩大了戏剧文本的内涵，也表达了传播者的思想与观点。人们在对“临川四梦”进行阐释时，因为传播中的马太效应，有关“临川四梦”的刊刻，改编、评点等都集在《牡丹亭》一部作品上，而其他三梦却受到了冷落，一直处于几乎被人淡忘的境地。目前，学术界有关《牡丹亭》的研究已涉及方方面面，对一些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可相比之下，对于其他三梦的研究却显得十分粗浅，不但研究理论有待于更新，研究的领域和视野也急需拓宽。所以本文将对“临川四梦”的传播资料进行比较，借此来分析其他三梦较少受人关注的原因。
　　
　　一、“临川四梦”文本传播中的不均衡现象
　　
　　文献交流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对文献的利用，并使文献的内涵价值实现转换。　“临川四梦”文本的印刷、出版、流传和保存，对于满足明清读者的阅读需要，繁荣明清的戏剧创作，扩大“临川四梦”的社会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所收集的资料，明清时期书坊主对“临川四梦”的刊刻都集中在《牡丹亭》上，《牡丹亭》的单刻本有16个，而其他三梦的单刻本总共也只有6个，从数据上来看，《牡丹亭》一书的单刻本是其他三梦单刻本总和的两倍半，这就说明“临川四梦”的印刷传播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现象。另外，由于《牡丹亭》的单刻本在明清两代传播频率高，为各个时期的书商所刊印，还衍生出两个新的评点本：《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和《才子牡丹亭》，这两个评点本在女性读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再看“临川四梦”的题跋情况，《牡丹亭》不仅题跋者众多，而且题跋的水平高，思想丰富。《牡丹亭》一书的题跋多达25篇，而《邯郸记》、《南柯记》和《紫钗记》三本书的题跋加起来也才只有22篇；参与《牡丹亭》题跋的作者多达23人，而参与三梦题跋的作者总和也仅仅为11人，两者的差距十分悬殊。再者，“临川四梦”题跋的创作中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现象。我们对“临川四梦”题跋作者进行分析，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参与《牡丹亭》题跋的有林以宁、吴人、谈则、钱宜、李淑、顾姒、洪之则、程琼等八位女性，而三梦题跋作者中没有一位女性，看来《牡丹亭》题跋之多与这部分女性读者的积极参与有关。
　　除了题跋这种完整的评论文童外，还有许多零散的评语。“临川四梦”大部分评语都散见于各类史料之中，有的伴随着戏曲文本而生存。我们仅仅对《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中的评语进行统计，发现有关《牡丹亭》零散评语的文献资料有92个，作者有75位，而有关三梦零散评语的文献资料总共只有31个，作者18位。看来“临川四梦”的评语一样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现象，也正是这种文本传播中的不均衡现象，影响了人们对“临川四梦”的理解与认识，进而也影响了日后“临川四梦”的传播。
　　
　　二、从文本传播系统看不均衡现象产生的原因
　　
　　首先，剧作的文学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能否广泛流传，“临川四梦”文本传播中的不均衡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由四部剧作的文学价值所决定的。相比较而言，《牡丹亭》无论是其思想性还是艺术性，在四部剧作中都是最好的。张岱对四部剧作进行了比较：“汤海若初作《紫钗》，尚多痕迹；及作《还魂》，灵奇高妙，已到极处。《蚁梦》、《邯郸》，比之前剧，更能脱化一番，学问较前更进，而词学较前反为削色。盖《紫钗》则不及，而‘二梦’则太过，过犹不及，故总于《还魂》逊美也。”(毛效同：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G]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9月，第671页、第698页)张岱认为《紫钗记》还有匠人之气，而《牡丹亭》的艺术构思进八了“灵奇高妙”的境界，达到戏剧创作的极致。后“二梦”虽然革除追求辞藻的通病，融入作者的哲学思考，但文词上比《牡丹亭》稍逊一筹。梁廷则将四部剧作进行了排座：“《牡丹亭》最佳，《邯郸》次之，《南柯》又次之，《紫钗》则强弩之末耳。”(同上)他们的这一看法基本上得到后人的肯定，尤其是把《牡丹亭》放在最前面，还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异议。由于《牡丹亭》为各个时代的读者所喜欢，而其他三梦则常常为人所诟病，因而出版商较少刊刻，文人的评点、题跋也少。所以，四部剧作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的差距，导致了四部剧作在传播过程中的不均衡现象。
　　其次，戏曲传播中的不均衡现象与其文本传播系统有关。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刊刻　评点一阅读刊刻是戏剧文本传播的内循环系统。刊刻是由读者的兴趣所决定的，大凡有阅读的需要，就会有书坊为之刊刻。而且，每一次刊刻都要为之作序、写题跋，刊刻次数越多，所作的序文、题跋也就越多。序文、题跋是一种导向性、总结性评论文章，它会影响到后面读者对文本的接受。如果要对戏剧文本进行评点，更需要从序文、题跋中了解刻家及前人对戏剧文本的态度和评价，因此刊本和序文、题跋是会共同影响到人们对戏剧文本评点的。而评点是人们表达戏剧欣赏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它以其独特的批评视角引导戏剧文本传播的走向，培养了更多或隐或显的接受者，扩大了戏剧文本在社会上的影响。所以说，刊刻、题跋与评点共同形成了一种合力，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吸引更多的读者加入到阅读队伍中来，促进了戏曲文本的广泛传播。然后随着阅读队伍的扩大，阅读兴趣的增加，又反过来促使书坊主更多地刊刻戏剧文本，就这样，由刊刻到题跋到评点到阅读又回到刊刻，由此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反之，假如刊刻得越少，作序、题跋和其他各种评点也就相应地减少，后面的读者就会慢慢地失去阅读的兴趣，戏剧文本的传播也就有可能随之进入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戏曲文献在传播过程中逐渐消失。
　　试想，如果前人对一些戏剧文本的刊刻、题跋和评点越来越少，后面的读者就会越来越少，因此涉及这些戏剧文本的文字也就越来越少，直至没有，这就是文献传播系统中的“沉默的螺旋”(郭庆光：传播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220―224页)，加上原有的文献又不可能长期保存下来，自然就会导致一些文献逐渐退出文献传播的系统。在印刷技术高度发达的明代，汤显祖的戏剧作品在刊刻、题跋和评点中尚且都会出现如此不均衡的现象，那么，其他一般作家的戏剧作品在刊刻、题跋和评点中的情况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推而广之，传播中的不均衡现象也同样存在于整个文学史中，这也许就是历史上许多文学家的文学作品遭到散佚厄运的一个重要原 因吧。
　　
　　三、对文本传播中不均衡现象的多维观照
　　
　　无论在什么时期，戏剧名著总是更容易引起轰动效应，并为社会各阶层的人所关注，而一般的戏剧作品却常常被埋没。由于出版商、评点者和研究者的这种选择特点，通过信息的交流与反馈，以此造成了戏剧传播中的不均衡，即产生强者益强，弱者益弱的现象，这就是大家所讲的戏剧文本传播中的马太效应。“临川四梦”文本传播中也出现了这种马太效应，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人们对“临川四梦”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认定，影响到“临川四梦”在文本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如在“临川四梦”的传播过程中，由于传播者与接受者所形成的偏爱心理，《牡丹亭》在古代社会得以广泛传播，并通过累积效果，使其在传播中的马太效应得到了较大的发挥。而其他三梦则得不到社会应有的认可，也就阻碍了它们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
　　由此看来，戏曲传播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哪些戏剧文本能够经常刊刻印刷?哪些剧本又较少刊刻印刷?哪些剧本会退出戏曲文献传播系统?剧本不受欢迎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有着诸多的社会原因。首先，一个时代的政治会影响到戏剧文本的传播。清代统治者对一些戏剧文本的查封，曾极大地影响到戏剧文本的刊刻。因为统治者喜欢的戏剧文本能够广泛地流传，而统治者禁止的戏剧文本则在一定时期内会退出文献传播系统，进而影响到这些戏剧文本在以后各个时代的传播。其次，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也会影响到戏剧文本的传播。晚明哲学思潮提倡个性解放，对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尊重，其表现之一就是肯定人情和人欲，当这种社会思潮中主情的思想占了上锋，极力宣传“至情观”的《牡丹亭》也就得以广泛传播(朱万曙：明代戏曲评点研究[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第171―172页)。另外，在《牡丹亭》的文本传播中，还存在着一种比较特殊的现象，就是在《牡丹亭》的刊刻、题跋和评点中都有大量的女性参与，这是其他戏剧文本传播中所罕见的。由于女性读者的参与，使得《牡丹亭》在广大的女性中得以广泛地流传，扩大了这一戏剧文本传播的范围。此外，还有文化、教育、社会风俗等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戏剧文本的传播，如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等艺术的繁荣都可能影响到戏剧文本传播。当然更多的时候，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还是要通过对一个时代审美趣味、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影响，进而对戏剧文本的传播产生影响的。
　　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它一方面历史地、社会性地决定着读者，另一方面，不同时代、不同类别的读者也反过来影响、支配、造就着文学作品。黄曼君先生认为：“经典只有持续不断地被解释、接受和传播，它内在的潜力才能得以开发。”(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化经典的诞生与延传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149―159页)对《牡丹亭》来说，它的成功和经典地位的确立是由读者来完成的，这其中还包括通过刊刻、演出，批评以及改编等不同手段和书坊主、演员、批评家等大量阅读群体来共同促成的。只有通过书坊主、批评家、改编者和评点者等人的阅读活动，通过他们对戏剧文本的不断阐释，并通过他们的参与与再创造过程，才能重新建构起新的戏剧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