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肖江虹的《当大事》_肖江虹

　　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唯送死可以当大事。”这是小说《当大事》的题记。在中国传统孝文化中，送终的仪式甚至比养老的过程还要重大，老实说，这种观念遭到现代中国人的鄙弃已经不止一天了。自五四“非孝”思潮以来，中国孝文化即遭到了不遗余力的批判，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传统孝文化的繁文缛节制造了形式大于内容的空洞教条，遗毒可谓深且巨。但在当下新世纪的历史语境中，我们惊异地发现，当古老的乡村中“送死”已经不再是“大事”的时候，我们的人心已经异化到了何种地步，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已经溃败到了何种境地！
　　肖江虹的《当大事》敏锐地介入当下中国乡村中一个令人痛苦的现实，这就是无数的村庄中已经死不起人了，因为到处都是老弱病残的村庄已经找不出能够顺利埋葬亡者的青壮劳动力了。那些乡村青壮劳力平素在城市中被压榨着血和汗，而当亲人突然亡故或病危的时候，他们因为各种理由而无法返乡给亲人送终，或者担心被老板辞去工作，或者不愿放弃优厚的薪水，总之是连为亲人流泪的机会也被剥夺了。这无疑是他们人生中最大的憾事，也是当下中国最苦痛的一幕现实！当“大事”变成“小事”的时候，当送终的仪式在中国乡村已经遭遇到了轻慢甚至是亵渎的时候，这就不仅仅是葬礼的黄昏，而且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黄昏了。在黄昏中，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人心的坚硬和消散，看到了一个空心的古老民族在现代化的洪流中被吞噬的背影。在这个意义上，《当大事》这篇小说仿佛是为我们勾画了一场最后的葬礼，它不单纯是一个乡村老人的葬礼，而是为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消亡而描绘的最后的祭奠。
　　这篇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作者运用日常生活的写实手法，通过讲述一个乡村老人艰难而尴尬的送葬过程，真实地呈现了中国传统的乡村葬礼作为一种系统的文化仪式，是如何在新世纪的社会经济转型中被一点点、一步步地蚕食或者吞没的。我们从小说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送葬这种传统文化仪式的程序在细节上被消解的完整过程。小说开篇即写松柏爹的突然死亡事件，由此引发了这场尴尬的当代乡村葬礼。松柏爹的猝死让松柏娘手足无措，因为除了几岁的小孙子，她找不到任何能帮忙的人。她的哭喊声在空寂的乡村黄昏中显得孤独、幽峭而绝望。好不容易赶来了几个老者，都是古稀之年的老人，齿发摇落，气喘吁吁，连“卸门板”都仿佛是一场战争。按当地乡俗，人要死在床上，但不能凉在床上。等门板卸下，松柏爹的尸身已经冰凉。接着是“上磨子”，因为亡者的身子没热气拉不直，当七个老人抬着沉重的石磨压到亡人身上的时候，乡村的没落混杂着绝望的气息经久不散。最让“管事”铁匠犯愁的是，繁复的葬礼需要众多的人手，而他却面临着无人可用的尴尬。最让铁匠恼火的是，孝子谭松柏居然接到电话后说不好请假，待在城里不回来给亲爹送终。虽然他为父亲提前准备的上好棺木让铁匠看了也不免羡慕，但在“送死”这件“大事”面前，谭松柏骨子里面的小是一望即知的。
　　葬礼中的尴尬事接踵而至。重中之重的法事也被迫从简。原本应该来八个道士结果只来了四个老道士，还有四个青年道士去城里揽工去了。按规矩这场法事要颂八卷经，唱九转经文，还有必不可少的举灵幡、破地狱、过天桥，至少需要三天半的时间，可如今人手不足，且来者年老力衰，只能简省到了最低限度。接着出现了一幕滑稽而荒唐的情景，给原本应该属于“白喜事”中的欢乐场景――吃丧饭蒙上一层阴影。一个当了三十二年乡村代课教师的教书匠被迫改行做了杀猪匠，他在旷野上对猪的拙劣追杀行为并没有给人带来多少愉悦的空气，倒是给乡村的葬礼笼罩上了末世的气息。古老的杀猪匠就这样消亡了。更绝望的还在后头，松柏爹生前选定的坟址因距离村庄较远，且路途坎坷不平，以现有乡村的人力是无法完成送亡者上山的壮举的。单是上山挖井（即掘墓坑）就够为难这几个幸存的老人了，至于抬棺上山则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无奈之下，他们求助于附近的一个钻井队，但那些生龙活虎的年轻工人拒绝了他们。他们只能把亡者的棺材拆卸开来，就近在房屋旁边草草掘墓下葬。尽管老道士在一旁高唱着“当大事”的经文，但“大事化小”的做法毕竟掩饰不住乡村葬礼解体的现实。
　　这是一篇关于传统乡村葬礼的死亡叙述。当传统的乡村葬礼已经死去，当城市中的现代葬礼越来越空洞和符号化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葬礼的终结！
　　
　　李遇春，著名评论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2009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