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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教育:唯一的必要】 唯一的必要

发布时间:2019-01-29 04:17:06 影响了:

  他,夸美纽斯,好像注定要为人类创造奇迹,或者说,上帝让他以教育使者的名义流浪人间并终生从事教育工作,是向世人昭示着教育之于人类的必要――假如要成为一个人,就必须由教育去完成。
  
  一
  
  1592年3月28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尼符尼茨市一个“捷克兄弟会”会员的家庭里,一个婴儿呱呱落地。因为他的父母是从康敏迁徙到这座小城来的,所以取名为夸美纽斯(Jan Amos Komensky,捷克语即康敏斯基)。这也就注定了他一生颠沛流离的开始。
  1604年,12岁的夸美纽斯失去了父母:两位姐姐也相继夭折,他于是被寄养在姨妈家里。1608年,受兄弟会资助,夸美纽斯人普列罗夫(Prerau)市的拉丁文法学校学习。在校三年期间,他刻苦自励,发愤学习,成绩优秀,表现出卓越的才能。1611年毕业后,夸美纽斯于同年3月30日被“兄弟会”选送到德国的赫尔伯恩(Herbom)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大学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古代思想家的著作,研究了人文主义者的思想,接触了新兴的自然科学知识,了解了宗教改革以来各国的教育发展动向,探讨了当时德国著名教育家拉特克和安德累雅等人的教育革新主张,为他后来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打下了良好的根基。而就是从那时起,夸美纽斯就准备为祖国同胞编写一本捷克语词典和捷克文的百科全书。
  泰山不辞细土,故能成其高。夸美纽斯于1613年在西欧作了短期旅行,访问了当时的文化名城阿姆斯特丹,并在海得堡大学听课。他总是坚持写日记,日记中记载着他的著名的哲学命题:“头脑里的一切没有不起源于感觉的。”他认为只有感觉所提供的材料,才是最可靠的。1614年,夸美纽斯从海得堡徒步回国,被“兄弟会”委任为他的母校――普列罗夫拉丁文法学校的校长。他以极大的热诚献身于教育事业,开始研究教育改革问题。1616年在教育革新上作了第一次尝试,参照克拉克的方法编写了一本小型的语法指南《简易语法规则》。同年被选为“兄弟会”牧师,在奥尔光兹担任圣职。
  1618年,夸美纽斯被调到富尔涅克城。他身兼二职,既任牧师,又任兄弟会学校校长,他非常热爱学生,尊敬学生。为了培养学生热爱自然的情感,常带他们出城远足。在任教期间,夸美纽斯不忘“兄弟会”会友,除了牧师所担任的慈善事业以外,他还关心会友生活,引导他们开展养蜂业,使会友从中受益,自给自足。夸美纽斯从百忙中挤出时间,潜心研究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路易・维夫斯等人的著作;广泛阅读教育著作,撰写教育、哲学、神学等论文。同时学习绘画艺术,特别是对地图学有较深造诣,他笔下的《精制摩拉维亚新地图》于1627年出版发行,曾经多次再版,被广泛采用。
  恬静的教师生涯在他26岁的时候,被三十年(1618-1648)战争的炮火所打断,整个欧洲卷入了战火,遭受了难以想象的蹂躏。捷克军队在这场战争爆发后不久就战败了,捷克完全丧失了独立,新教徒惨遭驱逐、流放,财产被没收,人民遭屠杀,“兄弟会”备受迫害。1621年,西班牙雇佣军攻占富尔涅克,并放火烧城。夸美纽斯的家产、藏书和所有的论文手稿化为灰烬,他本人幸免于难,只带着几件仅存的衣服逃出了富尔涅克。于是。夸美纽斯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活。
  当时他的妻子怀有身孕,只好回到了娘家,跟父母暂居一处。1622年初,战争带来了瘟疫,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染疫丧生,他再次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战争夺去了祖国的尊严和妻儿的生命,也夺去了他研究教育的美好时光。他在国内各地流浪了7年,有时隐身于丛林山谷之中。到了1628年2月,他在国内已经无法容身,不得不同三万多户“兄弟会”家庭告别祖国,流亡到波兰的黎撒(Lesna)。
  夸美纽斯在黎撒栖身13年(1628-1640),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教育事业。这13年是他一生中教育著述最丰富的一段时期。他首先帮助“兄弟会”成立了学校,并担任校长,积极从事教育实践,积累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他潜心研究教育理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写成了《语言学入门》(1631)、《语言学初听》(1633)、教育学巨著《大教学论》(1632)、学前教育专著《母育学校》(1632)和物理教材《物理学概论》(1633)等。其中《大教学论》是他的代表作。更值得着重指出的是,他已经着手编写概括与综合全部人类知识的百科全书,他把这一工作称为“泛智”――普遍的或广泛的知识。
  他的泛智思想传人了英国。受到了那里的先进文化界人士的敬慕。1641年,英国国会邀请他研究所谓“泛智”问题。他到英国后,由于英国发生内战,使他关于泛智的研究工作中断了。1642年,夸美纽斯因希望当时的瑞典政府能够帮助捷克人民取得独立而接受了瑞典的邀请,他在瑞典工作期间,受该国政府的委托,编辑教科书和语言教学法。可是他希望从瑞典得到对祖国援助的希望未能实现,便于1648年再度回到黎撒城。这时,“捷克兄弟会”有很大一部分人住在匈牙利,夸美纽斯便到匈牙利,担任匈牙利常年学校顾问,并撰写了《论天赋才能的培养》、《泛智学校》、《组织良好的学校准则》和《世界图解》,其中《世界图解》是一本运用直观性原则编写的教科书,书中对每一事物都用图来说明,是西方第一本图文并茂的儿童启蒙读物,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在欧洲流行200余年。
  此后,1656年,瑞典和波兰发生战争。与瑞典交战的波兰执政者疑心捷克兄弟会成员同情瑞典人,便把兄弟会的最后避难所――黎撒城放火烧毁了,夸美纽斯又一次失去了自己几乎是全部的手稿。当时,文化教育较发达的荷兰拨款救援捷克流亡者。并欢迎夸美纽斯去荷兰工作和定居,夸美纽斯于是又辗转避难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来到荷兰第二年即1657年,阿姆斯特丹的元老院决议出版了他的教育论著全集《走出经院哲学的迷宫》等。
  1670年11月15日,颠沛流离一生的夸美纽斯在阿姆斯特丹逝世,终年79岁。
  
  二
  
  夸美纽斯主要生活在17世纪,那是一个介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之间的时代,也是欧洲的封建社会开始解体、资本主义社会逐步形成的时代。恩格斯曾经指出,那是一个产生伟大人物,产生那种在思想能力上、在性格上都伟大的、多才多艺、学识广博的伟大人物的时代,具有上述伟大人物的各种特征的夸美纽斯就生活在那个伟大的时代。文艺复兴的狂飙席卷了整个欧洲,然而教育界依然是春风不度,中世纪的幽灵还徘徊不定,旧教育的陈污积垢令人感到窒息。管理混乱无序、内容保守陈旧、方法简单粗暴、知行严重脱节是这种教育最主要的特征之一,积弊之深,即使17世纪宗教改革也难以触动。
  夸美纽斯是这种旧教育的受害者之一。他曾经抱怨说,在离开学校的时候,“有多少人连关于真正的学问的一点观念都没有啊!我,我是一个不幸的人,我便是数以千计的人们中的一个,悲惨地丧失了一生一世的最甜美 的青春。把生气勃勃的青春岁月浪费在学校的无益的事情上面。”“学校变成了儿童的恐怖场所,变成了他们才智的屠宰场。”痛苦的学校经历可能是他立下改革教育的宏伟志愿的最初原因。
  夸美纽斯对中世纪教育的反动是从改革教材开始的。1631年,夸美纽斯出版了拉丁文教科书《语言学入门》。这本书打破了传统的拉丁文教科书模式,强调阅读与理解,摒弃了繁琐无味的语法讲述,内容丰富,堪称一部小小的百科全书,并迅速被西欧几乎所有的国家采用。美国教育家保尔・孟禄指出,仅凭此书,夸美纽斯就可以成为自己的世纪一个杰出的人物。其后出版的《语言入门预备读本》和《物理学》也大受欢迎,多次再版。后来在匈牙利工作期间,夸美纽斯还完成了著名教科书《世界图解》,这是世界上第一本依据直观原则编写的课本,图文并茂,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盛行于西欧各国达两个世纪之久。这本书和《语言入门》、《语言入门预备课本》一起,构成了夸美纽斯语言教学的三部曲。
  然而,真正奠定了夸美纽斯在教育史上崇高地位的著作,是1638年正式完成的《大教学论》。这是一部系统的教育学,包括了教育的目的、任务、原理、作用、内容、方法以及各类分科教学法等教育学的基本内容,是夸美纽斯改革旧教育的全面方案,也是夸美纽斯全部教育活动的基础。其中对后世教育影响最大的,当属班级授课制。此前学校里是分布式教学,没有统一的教学时间与组织形式,组织松散,教学效果不好。对此夸美纽斯提出,学校教育应该实行学年制,即在每年的同一时间开学、放假,每年招生一次,秋季开始新的学业,学生不得逃学或中途辍学。学校的工作必须有规律有计划地组织和进行。学生则组成若干班级,由一个教师面向整个班级授课。“教师在自己的席位上就如阳光照耀全体学生。而学生应用自己的耳、眼、思想集中于教师,并且注意教师的语言、手势、图解说明……讲坛应略为提高以便观察全体学生,所有的学生除注视教师而外,不应有别的活动……有时应停止说明,指名答问,若有学生未曾留意,即应当场给予适当的处罚。第一个学生若不能回答,应即指定第二个,第三个……第十个等,但绝对不可再重复所质询的问题,这样才能使学生注意教师所提出的问题。”同时,将同一个班的学生分成若干个十人小组,由优秀的学生担任“十人长”,相当于现在的小组长,协助教师管理所在小组、检查学业。教师一般不进行个别指导,只对整个班级负责。夸美纽斯认为,班级教学对学生有良好的激励作用,他们可以在相互帮助、相互合作中产生愉快心情并大大提高学习效率。对于有学问的人数的增加所给的便利,正与印刷术的发现对于学问之媒的书数的增加所给的便利是一样的。在夸美纽斯眼里,这种班级授课制并不古板,相反,它能够使学校变为快乐的场所。100多年以前英国的培尔和朗卡斯塔所提倡的班级助教法即导源于此,直至现在,班级授课法还是教育组织方式中的绝对主流。
  在这本书里,夸美纽斯还提出了泛智论的思想。呼吁学习者学习广博的知识,学习“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认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应包含科学、技艺、语言、道德、宗教等五大领域里的知识内容。《大教学论》的主导思想是和谐,即希望所有的受教育者都能够从多方面得到发展,成为一个和谐的人。主张废除强制灌输的教学方法,建议用说服、赞扬和奖励的办法来激发学生求知的兴趣。主张废除咬文嚼字的教学方法,尽可能地运用直观教学法。他呼吁:要使教学变得容易、彻底和迅速。
  夸美纽斯通过这本著作,极大地提升了教育学的社会地位,难怪有人说,如果把关于教育学的所有著作都丢掉了,只要留得《大教学论》在,后人便可以它为基础重新建立教育学体系,夸美纽斯因此被誉为近代教育之父。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大教学论》迟迟未能出版,出版后又未能引起相应的重视,而动荡不安的时局又让夸美纽斯很难进一步地施展自己的抱负,终于让这本教育史上划时代的巨著埋没了二百多年之久。然而珠玉蒙尘却不掩其光辉,在作者所处的时代与国家没有得到广泛运用的《大教学论》,却在工业革命后找到了知音,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和运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今天的教育依然有着浓重的夸美纽斯的影子,我们还远没有真正地走出夸美纽斯的时代。
  
  三
  
  在夸美纽斯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教育家的博学与多思,也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建设,更有一个真正的教育家所应该拥有的一种人文情怀。夸美纽斯从小失去父母,中年又痛失妻儿,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流浪于国外,他深切地感受到对一个人来说健康与幸福是多么珍贵,因此他关心世界上每一个人,希望通过教育让每一个人完满地过好现时的生活。虽然同时是兄弟会的大主教,但他却一直心系教育,孜孜不倦。不仅如此,他还是外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注意到人民大众的教育问题、并提出了普及义务教育主张的教育家。
  在夸美纽斯的时代,存在着许多偏见,教育历来被视为有权、有势、有钱人子弟的专享;工匠、农民、脚夫、尤其是妇女不配享受教育。而夸美纽斯对劳动人民的教育怀着满腔热情。他主张所有人都应该接受教育,“不仅有钱有势的人的子女应该进学校,一切城镇乡村的男女儿童,不分贫富贵贱,同样都应该进学校。”而且他提出的泛智教育,主张“把一切事物交给一切人”,只要是人都要学习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他说:假如男女青年都“毫不例外地、全部迅捷地、愉快地、彻底地懂得科学,纯于德行,习于虔敬”,社会就“可以少些黑暗、困恼、倾轧,都能多见光明、整饬、和平与宁静。”夸美纽斯在《论天赋才能的培养》中,多方面地对比了有教养的民族和没有教养的民族之间的差别,以此说明教育对于开发自然资源、发展生产、增进人类幸福和加强国家实力的作用。
  夸美纽斯总是鼓励每一个人都接受教育,因为在他看来,人生来就有学习活动的能量,这种能力潜伏着,需要加以发展。发展的状态如何,关键在于教育。只要接受合理的教育,任何人的智力都能够得到发展。他举实例说:“凡是从小被野兽攫去,在野兽群中长大的人,他们的智力都没有超过野兽的水准,他们重新回到人类社会,他们用舌、用手、用脚的能力也不会超过野兽所能的。”夸美纽斯又引证柏拉图在《法律篇》里的论述:“人若受过真正的教育,他就是个最温良、最神圣的动物:但是他若没受教育,或者受了错误的教育,他就是一个世间最难驾驭的家伙。”并且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需要教育,教育是人所必需的,愚蠢的人需要受教育,以去掉他们的“本性的愚蠢”;聪明的人更需要受教育。“因为一个活泼的心理如果不去从事有用的事情,它便会去从事无用的、稀奇的、有害的事情”;富人不受教育等于是“吃饱了糠麸的猪仔”;贫人不受教育等于是“负重的驴子”:美貌无知的人只是“一只具有羽毛之美的鹦鹉,或一把藏着钝刀的金鞘”。当权者需要受教育,获得智慧。“正如向导要有眼睛,舌头要能说话,喇叭要出声音,或者刀要有 刃是一样的”。
  不仅如此,夸美纽斯还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得出了人人都可以受教育的结论。他指出,人类心灵的本质包含智性、意志和记忆三种能力,“智性的职分是在观察事物”,意志是“选择有益的事物,而拒绝无益的事物”,“记忆是把用过智力与意志的一切事物保存起来,以备日后使用。”夸美纽斯并不否认人们智能上的差别,但却认为人人都有接受知识教育的可能性。在夸美纽斯看来,每个人无论好的、坏的、愚蠢的、聪颖的,不仅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而且还应从少年时代抓起,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即使是长寿之人,也必须从少年时期开始受教,人类一生一世都有许许多多要学习、要经验、要做成的事情。况且,少年时期欲望正在沸腾,思想正在成熟、记忆正很牢固,这一阶段人接受知识的能力很强,是学习的最好时光。
  夸美纽斯不仅认为教育是人人所必需的,而且还提出了“普及教育”的响亮口号。他主张社会上每个阶层的人都有权享受教育。他以宗教的教义来论证说,上帝对人毫无偏袒。一切生而为人的人,生来都有一个同样的目的,即要成为理性的动物,成为万物的主宰和造物主的形象。“如果我们允许一部分人的智性受到培植,而去排斥另外的一部分人,我们就不仅伤害了那些与我们自己具有同一天性的人,而且也伤害了上帝本身。”为达到此目的,他不惜一生奔走,不辞辛劳,他在帝王和官吏那里劝说过,也在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身边鼓动过,还在学者和科学家们的面前恳求过,他把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奉为致力于教育事业的楷模,夸美纽斯指出:“苏格拉底得到大家的称赞。因为他不把他的时间用在做官上面,而用在教育青年上面。与其自己去治人,不如训练能够治人的人更为有用。”总之,夸美纽斯希望人人齐心合力,用尽方法,促进普及教育的实现。
  夸美纽斯改革教育的思想和行动只是他的改造社会、改进人类生活的宏大理想中的一部分。在夸美纽斯一生中,屡遭战争之害,饱受流亡之苦,更有亡国奴的难言之隐,现实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只靠教育是难以得到和平的。因此,他晚年主要从事政治、宗教的研究,以寻求和平之道。晚年,他写成《关于改进人类事务的总建议》(共七卷)一书,书中提出了一个全面改善人类社会事务的“全面性”的改良计划,这个计划的总目标是:求致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里纷争与战争将要终止,各国之间的最有效的合作将要建立起来,并通过这种合作以保证人类高度的繁荣、快乐与安宁的幸福。他建议人类在文化、宗教、政治事务三方面进行改革。为了促进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夸美纽斯提议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光明委员会”,负责搜集和推广各国的科学发明:帮助落后国家发展文化教育;在各国设立科学院、各种科学学会,开办图书馆,翻译和出版各种图书资料。为了改进宗教事务,他主张各国教会在基督教基本教义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成立“世界宗教法庭”,消弭教派纷争。为了改进政治事务,他建议组成一个处理国际政治事务的最高机构――“世界元老院”,以制止战争,“保卫公共幸福”。1667年5月,夸美纽斯把新作《和平天使》寄给英国和荷兰的代表,以“和平天使”的身份,呼吁全世界一切民族,在讨论国际关系时,应宣传宗教宽容思想。
  1688年,夸美纽斯写成《唯一的必要》一书,为自己终生矢志不渝地追求教育理想而感到欣慰。他把这部作品献给荷兰的鲁布拉赫亲王,恳求亲王宣扬和平,谋求公共幸福,这本书还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眷恋之情:“……我整个一生不是在祖国,而是在流浪中度过的,我的住处时时变动,没有一个我永久住过的地方”。1670年11月15日,夸美纽斯带着对祖国的眷恋之情与世长辞,遗体葬于阿姆斯特丹附近的拉尔登的Wallonian教堂。现在,经荷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共同改建重修的教堂。已经成为让人心生尊敬的博物馆,馆墙的中部有七幅在玻璃上浮雕的画,主题分别是:夸美纽斯作为印刷者和出版者,夸美纽斯作为教育家,夸美纽斯作为哲人,夸美纽斯作为教师,夸美纽斯作为神学家,夸美纽斯作为政治家和外交家,夸美纽斯作为流放者。
  今天,Wallonian教堂这个夸美纽斯的安息之地,树立着他的雕塑,他用那深邃而又期盼的目光迎来一个个朝拜者。就像德国哲学家G.W.Leibniz――这位伟大的捷克思想家的崇拜者曾经预言一样:“夸美纽斯,无数高尚的人都会敬重你,你的行为和希望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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