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新甘南 [“甘南风波”新析]

　　凑足了本钱在说话――张国焘响应毛泽东的缘由 　　 　　笔者认为，张国焘对这个中央“分攻宁、青”计划响应积极的原因有三――其一，要在当年12月执行“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任务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在甘南地区建立相对巩固的根据地以为后方，这对刚走出草地来到这片相对安定和富裕地区的红四方面军将士来说，是一个极其难得的舔伤裹创休养生息之所在。
　　张国焘就曾在《我的回忆》中留下过这样的回忆文字：
　　8月间我军从岷县西南，走出崇山峻岭和草地，全军皆大欢喜，岷县一带是甘南较富庶之区，集镇村庄，星罗棋布，人烟稠密。吃厌了青稞牛肉的我军，这里可以大嚼面粉蔬菜，自是特别愉快，而且几百里地区，敌军防务相当空虚：驻岷县的鲁大昌部系杂牌部队，战斗力薄弱，只能据城防守；驻天水的胡宗南部，又为我右路军牵制，因此，军中就有人发生留恋这个地区的念头。
　　这不正是毛泽东浪漫诗句“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之散文版么?
　　张国焘如果不是那么健忘的话，他也应该有“悔不当初”之愧叹：要是年前就按“建立以岷州为中心的根据地，尔后向东发展”的《夏洮战役计划》行事，两大主力红军共同北上，在这方天地打一片局面出来，中央何致落荒而走，自己也不致南下碰壁，现在又该是何等光景?――那时节，徐、陈所率的有路军，距此间不过几天的行程，却嘎然止步，令人扼腕!而那会儿的自己哩?还预言人家“不拖死也会冻死”……
　　这当然是梦境中事了，张国焘是从来不会作这种反思的，要不他就不是张国焘了――他在同一篇回忆文字中是以这样的理由为自己“南下”开脱和辩白的：“……如果在一年前我军果真全部白毛尔盖去到陕北，恐怕早就要饿死人了……”
　　这个辩白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即或从“无罪推定”的前提出发而不对此言作“立场”和“路线”方面的过多批评，这位“张主席”也实在是太健忘了――或许因为身在国外，无法查阅当年的原始文献资料作参照之故?当时党中央在沙窝会议和此后毛尔盖会议上拟定的“北出陕甘”的方针是一个“川陕甘计划”，具体而言就是全军进至夏河洮河流域与敌决战并建立以岷州为中心的根据地的方针，向陕北或陕南或川北发展只是夏洮战役计划实现后依托“以岷洲为中心的根据地”的“下一步方针”。当时这个地域敌军力量薄弱，人口较多，产出相对丰富，红一、四方面军集全军之力打出，实现这个计划的胜算极大，相较于“南下”或“西进康北”，“吃饭问题”也更容易解决；而党中央在俄界会议上之所以决定直奔陕北，那是因为仅几千人马的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已无法独立完成“夏洮战役”与敌决战的计划，落难之人投靠穷亲戚，那是别无选择!
　　再者说了，“张主席”为何就不想想：雪山草地问的几度徘徊，“饿死了”多少人?
　　其实更为可悲和可笑的还是当代人：有些二百五“砖家”“学者”不从“全部事实的总和”中去细作研判，却在“张主席”可悲又可笑的白辩中寻章摘句找来这句话，要为“张主席”洗清“冤枉”，还印成了铅字儿，摆出一副要“还历史于本原”的公允面目，有意无意地要硬把“张主席”的顽冥不化、固执己见与红四方面军广大将士奋斗经历混作一谈。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面对红四方面军留在雪山草地中的那些红色英灵的――这些人中好多就是红四方面军中最能打仗的一批人。
　　其二，执行该案，就意味着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要各自完成自己的战略任务后才能会师，这对于刚走出失败阴影的红四方面军将士来说，既能在会师前的相对独立创业过程中获得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又不至于与国民党军主力硬碰，那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其三，对于年前力主“南下”而且掺和了“另立中央”的许多人来说，这样可以暂时避免双方再次会面后的尴尬。待到各自任务达成后再照面时，大家都带着各自的功劳苦劳，大家都执行的是“国际路线”，凑足了本钱再说话，谁也不比谁矮三分，过去的一切不快也必将被时间冲淡，谁会去“清算”谁的“错误”?
　　据诸多当事人回忆，此间的张国焘，就是“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最积极的鼓吹者――当然也是作为该案前提的“甘南根据地”的积极主张者――他的纠结心理，应该是所有人中最为严重甚至最为极端的：“另立中央”是个什么性质的“错误”，这个“错误”有多严重，他心中非常清楚明白!如此，只有在会师前尽力自创一片天地，才有可能获得以实力说话，“谁也不比谁矮三分”的对话地位――也就是在党内斗争中保全自己的地位。
　　他自己留下的回忆文字或可佐证一二：
　　……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磨擦。
　　关于解决党争端问题。多数(人)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选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
　　而这个很对张国焘心思的方案，后来的西路军基本上践行了――除了“进取青海”。
　　
　　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了“分工宁、青”的方案
　　
　　8月25日，中共中央将红军行动方针电告共产国际――
　　王明同志：绝对秘密
　　二、四方面军已经全部集中甘南，整个红军的行动方针，必须早日确定。
　　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国民党成立反日(统一战线)，为着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我们这一企图除在九月以下三个月中加紧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求得在一般基础上要求他承认划出红军所希望的防地外，还须解一个具体的作战问题，因为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西宁夏至绥远一带，这一带的特殊地形条件是为黄河沙漠草地所束缚着的一个狭长地带，而且其中满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即使蒋介石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是极大的)，但不见得能使这一地带的土著统治者自动的让出其防地(这个可能是很少的)，依红军现时条件，如果不取得这一地带，则不可避免的要向现时位置之东南方面发展，但要取得这一地带，没有新的技术之及时的援助是很困难的，在时机上进取这一地带仅能利用冬季黄河结冰之时，红军虽能奋勇抵抗最冷的天候，因地冻，也不利于用坑道方法攻城，在坚城前面即在平时，坑道法也是不能必克的。但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能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
　　洛甫、恩来、博古、泽东
　　可见，中共中央在形成这个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时，是充分考虑了红四方面军当前地理位置及现实状况的，或许还多多少少也考虑或顾及到了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成员可能会产生的复杂心境――当然，最主要最重要的方案设计依据，还是共产国际方面此前给出 的信息：“……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和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拢苏联。”
　　“靠拢苏联”的概念很宽泛，按中共方面的理解，这应该包括了外蒙与新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的这个方案中，战役步聚是：先取宁夏，后图甘西――取甘西的日程预计是“明年春暖”。
　　
　　共产国际“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
　　
　　如果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得到的是毫不含糊且完全肯定的答复，那么不管后来这“打通国际”是成败如何，是得也好是失也好，说“从前”还是说“当今”，这笔责任账都是非常清楚的：“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也好，“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也好，都是出自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的原始动议与自主策划，始动议者，始作俑者，都至少包括这样的指向――党中央，毛主席!
　　成败与否，他们的担待都小不了!
　　然而半个月后的9月11日，共产国际给出的是这样的答复：
　　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在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
　　“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也就是说，共产国际已对“并不反对靠拢苏联”之内涵作出了重新定义!而如果“不能向新疆方面前进”，那“占领甘肃西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又何在?“占领甘肃西部”的必要性迫切性没多少了，好几万人马的一支红军主力还窝在甘南一隅干嘛哩?――那个年头共产党军队，还远没到人马多得在啥地方都要安营扎寨的地步吧?
　　于是，中共中央“分攻宁、青”的设计，不得不作出重大调整。
　　接到共产国际的回复电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酝酿蹉商了好几天，才为这个“重大调整”定下“盘子”。9月14日18时，他们将这个重大调整电告西北局三位书记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朱、张、任三同志：
　　(甲)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
　　(乙)胡宗南部第一师及四十三师、七十八师、九十七师十号从长沙开动，先头十八号到成阳，月底集中定西，其补充旅已由静宁向定西开，其目的不外控制兰州地区，妨碍甲乙两军打通苏联，使联俄后苏方接济归其垄断，并于某种时机策应绥远。
　　(丁)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便胡宗南切断并不便妨碍尔后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当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箝制敌军之任务，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在这一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须用最大的努力与最密切的团结以赴之，并与甲军取得密切之配合。
　　育英、洛甫、恩来、博古、泽东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向下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时(包括向彭德怀这一层次的高级军事指挥员传达时)，都略去了“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这一带有强烈禁行意义的祈使句――要知道，在那个年头，在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共产国际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的形象都是神圣伟大且至高无上的，任何有可能对其形象产生负面影响的信息却只能局限在最小的范围内。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和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拢苏联”与“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这类信息，有“出尔反尔”之嫌而且自相矛盾，肯定会损及红军将士对共产国际和“无产阶级祖国”的笃定信心，也极有可能不利于激励他们对“打通国际”军事行动的高昂士气……
　　毕竟，这是在求人，主动权，它不可能完全操在自己手里!
　　于是，中共中央领导层只能转而先求己――自己重新调整部署。
　　中共中央的部署调整可以概括为三点：
　　一、“一、四方面军各自独立夺取宁夏和甘肃西部”，调整为“一、四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尔后再分兵略取甘肃西部”――既然共产国际不同意红军“向新疆方向前进”，那么“夺取甘肃西部”的迫切性及必要性也就大为降低。为此，四方面军主力须“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并且与红一方面军实现会合。
　　二、根据共产国际批复的精神，改变了“四方面军在兰州以南渡河”的原设想，红四方面军参加宁夏战役的渡河点改在兰州以北之“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
　　三、建立甘南根据地以作为“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前进基地及战略后方的迫切性、必要性也随之降低，“一、四方面军主力在静、会地区会师”则取而代之，成为当务之急。
　　
　　西北局朱张陈提出“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之建议”
　　
　　而就在中共筹划这个“重大调整”期间，尚未得知共产国际批复和中共中央筹措“分攻宁、青”的中共西北局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在岷州三十里铺蹉商集议后，提出了一个旨在“牵制打击胡敌”且“相机打通一方面军”的“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之建议”――
　　二、对策：我军为先要打破敌之既成计划，争取抗日友军，造成西北新局面，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北公路上运动之时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二方面军尽力阻止和迟滞胡敌西进。
　　部署：
　　(一)我一方面军主力由海源、固原地区向静宁、会宁以北地区活动，南同四方面军在静、会段以袭击方式侧击运动之胡敌，并阻止其停滞静宁以东。
　　(二)我二方面军以主力在徽、两、凤以北地区，并以一部进到宝鸡活动，虚张声势，扬言：二、四方面军即直出汉中，一方面军(向南)会合，以牵制王均于天水地区和吸引胡敌不敢长驱西进为目的。二、四方面军除以九十三师主力即向静、会段以南地区活动外，以一部机动兵力集结陇西、武山，并适时以八团以上兵力打击静、会间之胡敌，相机打通一方面军……
　　因为这个建议并没有改变“分攻宁、青”的计划，“打通一方面军”也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出击行动，对“甘南根据地”的营造以及年底“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的行动并无重大影响，所以张国焘并未对此表示异议。
　　这从他当天给徐向前、周纯全的电报中就可以看出来：
　　(甲)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在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
　　(乙)二方面军仍在照计出陕甘边，牵制迟滞敌人，壮大自己，一方面军似有先头向海源、会静行动模样，恐根本仍照毛计。
　　(丙)朱、张、陈我们目前一面加速准备，一面大动员打胡敌。四军、三十军、九十一师仍原计行动，九军全部抽了后，可位首阳、何家沟，相机以一部去袭击通安与马家河之敌，并准备策应通渭方面九十三师。可以九团位榜罗、通渭、马营各一营，叶、柴带两团及电台，即向会宁、静宁大道、音家镇或界石铺突击，截击交通与解决资材。以陇西川、义岗川、雷阳镇、蔡家镇为主要活动地区，诱静宁敌出来，夜袭与伏击。但必多带秘密机巧，运动自如，万不可与优势及守城碉之敌硬拼。尤须加意学会巧打骑兵，力不(要)太分散。
　　看见了吧，“大汁”仍然是“快向西北进”――请参照当时红四方面军主力所在位置。(摘编自《西路军史话》)不沉的波纂厅猫程家栋
　　按照西方航海传统，船上往往带着宠物，军舰也不例外，而这些军舰宠物很容易成为战争的牺牲品，不过一只波斯猫却在二战创造了传奇。
　　那只波斯猫原名“奥斯卡”，本是德国传奇战列舰“俾斯麦”号官兵的宠儿和吉祥物，甚至在舰上拥有一套包括吊床在内的特殊生活用品。1941年5月27日，“俾斯麦”号在丹麦附近海域遭英国皇家海军围歼，舰上官兵几乎全部遇难，“奥斯卡”却幸运地死里逃生，最终被英国驱逐舰“哥萨克”号救起，并被英国水兵们收养，改名“萨姆”。
　　5个月后，“哥萨克”号被德国潜艇击沉，“萨姆”又被英国水兵救起，很快成为英国航母“皇家方舟”号上的一员。过了不到一个月，这艘航母也被德国潜艇送进海底，而这只福星高照的波斯猫第三次死里逃生，乘上英国驱逐舰“军团”号，自此一路平安。
　　二战结束后，英国皇家海军随军记者帮“萨姆”画了肖像，至今这幅油画《不沉的萨姆》还陈列在英国格林威治国家海事博物馆。
　　
　　(摘编自《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