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有力:左宗棠收复新疆大军的后勤工作:左宗棠收复新疆演义

　　果断定策　精心筹备 　　 　　清同治四年(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率兵侵入天山以南，建立“哲德沙尔国”伪政权，逐渐占领天山南北(几乎今日整个新疆)。1871年，俄国乘机出兵，占领新疆军政中心伊犁地区。
　　清政府讨论对策，很多人认为“新疆乃化外之地……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
　　左宗棠从战略角度驳斥了这种论调：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畜牧业发达，煤、铁、金、银、玉石等矿藏储量惊人，新疆对西北乃至全国的安全极为重要。他坚决主张打击沙俄气焰：“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
　　1875年5月，朝廷正式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值得赞赏的是，左宗棠没有急迫地立即发兵，而是采用“缓进速决”的战略。
　　所谓“缓进”，就是要用较长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整编操练军队，作好充分的后勤准备。左宗棠认识到这场战争将是“拼经济”“拼后勤”的战争，而新疆受限于水源，能大量出产粮食以供军需的地方较少，考虑到民族生活习惯，也很难“取之于敌”。因此左宗棠对军粮筹备问题非常重视，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仅1876年就收获粮食超过5160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还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后勤整编基地。为了从根本上减轻后勤压力，左宗棠严格按战斗力精简部队，不愿去的可以发路费回家，同时也能确保出塞之师的斗志和士气。
　　所谓“速决”，就是出兵必须直击要害，最大限度加快战争进程，同时又要时刻防备后路，保证后勤补给线安全，其目的除了尽快收复失地，震慑英俄侵略者，主要也是出于后勤考虑，减少非战斗损失。为了在快速进军过程中保证军需供给，左宗棠大胆打破封建思想束缚，向北方天津商人求助。当时“杨柳青三千货郎”随军西征，军队走到哪里，商人们就冒着伤亡危险、克服恶劣自然条件跟到哪里。部队扎营后，指定专门区域供商人们进行食品、特产、药材等交易，满足将士们细微之处的方方面面需求(其中很有可能涉及到心理、习俗等影响战斗力的因素)，这样就把军需主管部门从繁杂忙乱的包办供应体制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筹划作战，也节省了开支。这些跟随甚至追赶大军营盘的商人们，被时人称为“大营客”“赶大营”，这种独特的军需供给方式创造了中国军事后勤保障史上的经典。
　　
　　势如破竹　安定地方
　　
　　由于准备充分，加上阿古柏伪政权的残暴统治不得人心，左宗棠大军总体进展顺利，先于1876年8月上旬，派刘锦棠、金顺二部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避开供水困难的大道，走敌人严密防守但水源充足的小道，出其不意地迫近乌鲁木齐北面重地古牧地，扫清敌外围据点后，用大炮轰塌城墙(为了对付阿古柏匪徒的洋枪洋炮，左宗棠从广州、浙江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仿造德国大炮和后膛枪，改造了中国的旧式大炮和前膛枪，力求在武器方面不输于敌人)，17日入城，歼敌5000余，18日收复乌鲁木齐。尔后，主力挥军西进，9月初开始奋战2个月，天山北路全部收复。
　　左宗棠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分析后勤工作得失后，他深刻认识到，后勤不仅包括军队吃喝，还包括广义上的社会对军队的支持态度。左宗棠特意设立“善后局”，主管重建地方秩序，发展生产，利用军队需求刺激当地经济恢复。为此他招抚当地流散人员，招募内地贫困百姓，还鼓励当地军队中有妻室者和老弱病残解甲归田，让这些人都去屯田开荒(新疆日照条件适合农作物生长，只要有水源，往往种植条件好于华北)。左宗棠还规划军队轮流屯田休整，既解决部分军粮问题，还解决士兵的战斗疲劳问题，又削弱了当地占有大片良田牧场的豪强。左宗棠鼓励内地先进农业技术传播，用厚赏严法促进当地经济以驻军为核心顺利运转，打破清朝长期在新疆实行的民族隔离民族歧视政策，协调各族人民和睦相处。以上措施保障了新疆各地恢复社会秩序和发展生产，使新疆各族人民真心拥护朝廷平叛大军，也令军队后勤工作减少很多阻碍。
　　1877年4月，左宗棠指挥清军三路长驱西进，沿途借筹办军需机会，利用当地部族关系，发动南疆各族人民配合作战。10月，刘锦棠部驰骋2000余里，收复阿克苏等南疆东四城，等待南疆和田、喀什噶尔等西四城之敌内部动摇，立即于12月中下旬连战连克，阿古柏残余力量逃入俄国。1878年1月2日，清军攻克和田，整个新疆除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外，全部收复。
　　由于南疆地区地广人稀，军队奔袭距离加长，后勤工作承受压力相应加大。左宗棠根据之前经验教训，通过对比收复北疆时单纯士兵押运、雇佣民夫和借助商人贩卖等不同军需输送方式的优劣，发现借用民力往往效率更高。收复南疆时，刘锦棠部进军期间，后勤补给一度短缺，幸亏追随大军的商人赶来才及时解决供给困难，而此时向左宗棠统帅部报告军需困难的使者尚未到达，如果死板僵化地经过繁杂手续后再让军队押送物资前来，刘锦棠部早已陷入危机。
　　
　　深入思考　可贵创新
　　
　　更难得可贵的是，左宗棠不仅仅是利用商人解决一时军需困难，而是在当时官僚腐朽的大环境下表现出了难得的开明和务实。纵观左宗棠的军事后勤思想，处处可见其综合统筹，权衡利弊，精打细算，力求采用最经济、最节约的方案，发挥更大的效益。当他发现民力运输、商人供给的效益更优后，耐心地到商人中间调查分析原因，认识到成本低、效益高的关键是民办与私利关系甚大，商人们为了私利，不惜吃苦受难，尽一切可能降低不必要的成本损耗。左宗棠遂初步仿效商业组织方式，裁并冗余机构，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军队的行政效率。
　　由于之前没有军队大规模利用商人解决军需问题的经验，加上封建等级思想束缚，军队将官对商人出现了盘剥压榨的现象。左宗棠对此严厉打击，更明确提出“大约官与民交涉之件，总须官肯吃亏，但不可太亏耳”，即重用民力，尊重并照顾民间商人利益(这也因为左宗棠受传统儒家亲民仁民思想影响)，以达到“民间得沾便益，承领必速”的目的，这些举动当时曾被某些人讥讽为“有失官体”“迂阔纵贾”，但今天看来，恰恰是这样“吃小亏”能吸引商人效力，成功协调了商人私利和军队国家公利的关系。为此，西征清军违背当时全国军队普遍默认的“内部潜规则”，明码减价售车，鼓励民间力量参与军需运输，还责令地方政府与官兵保护商队，严惩危害商人的匪盗。为了减轻商人面对官府军队的天生畏惧感，左宗棠大军尽力给予书面保证，向商人颁发许可民间力量运输军需的文书，初步规范了临时抢运军需来救济大军的章程，有力保证了远征作战补给的畅通充足，这对于传统官方包办的后勤模式绝对不可想象。
　　仅一年多时间，西征军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回顾作战经历。真正与敌战斗时间不超过1年，明显短于出征前和战斗间隙的后勤准备时间，可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句强调后勤重要性的古语实是军事至理。
　　最后谈谈向来被当作环保例证的“左公柳”。浙江巡抚、左宗棠的老友杨昌睿在清廷收复新疆后欣然游览，惊讶地发现沿途人烟稠密之处杨柳成荫，百业兴旺，当即吟出：“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其实，当年左宗棠率领将士西征途中大量栽种杨柳，固然是为保障百姓居住环境不受风沙侵蚀，进一步让百姓感念恩德，“心向王师”，但同时也是为保证后勤补给线畅通易行，特意沿途用杨柳作为路标且固定水土，同时以此举措彰显军威。
　　
　　感怀
　　
　　大批随军商人长途跋涉，不畏艰苦，为收复新疆大军的后勤补给工作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这固然是利益使然，但考虑到巨大危险和单个商贩获利有限，可以说这同样反映出当年商贩代表的市井阶层的爱国情怀和英雄气概。左宗棠在西征前后重视屯田、发展生产，体现他继承了传统军需解决之道，而他大胆启用并扶助商人发展，更体现了这位名臣良将积极创新探索的精神，在客观上顺应了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综合来看，我们可以说收复新疆的军事行动最终取决于从高层显贵到底层民众的支持，取决于人心向背，正是这种为国家危亡群策群力保证了原本困难的后勤工作顺利完成，也在国难当头时捍卫了国家领土和国家荣誉。
　　(摘编自《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