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农民毒品犯罪问题研究】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研究

　　【摘 要】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毒品犯罪日益严重，是我国主要的毒品犯罪区域。近年来从事毒品犯罪的大多数是农民并且呈上升趋势，这些农民主要来源于贫困落后地区处于社会的底层。农民占我国人口总数的80%，若不加以治理将会加重毒品的犯罪行为，因此，对农民从事毒品犯罪问题研究十分必要。
　　【关键词】边疆；农民；毒品犯罪;现状；对策
　　由于历史和地缘的因素，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成为境外“金三角”毒品流向国内市场的重要通道和境外毒品的销售地，这就使得当地农民涉毒人数多，受毒品危害区域广，一些无职业、低收入的贫困农民依赖贩毒为生，相当数量的吸毒者以贩养吸、吸、贩毒形式恶性循环。这些边疆农民大多缺乏知识、技能和法律观念，因此，很容易被毒贩集团所利用。人们对边疆农民毒品犯罪的原因常常以贫困、落后、无知、缺少法制观念等简单化、粗暴化方法来归纳，而忽视其真实的生存状态。鉴于此，本文通过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农民毒品犯罪问题的研究，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部分群体，以便引起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关注。
　　一、边疆民族地区农民毒品犯罪现状
　　（一）边疆农民毒品犯罪呈上升趋势。
　　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毒品犯罪人员复杂, 有不同职业的人员参与, 有农民、工人、商人、国家政府人员等等, 但是, 目前农民毒品犯罪却成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毒品犯罪的主要对象, 在抓获的贩毒人员中农民占据了绝对的人数。从近几年看, 农民在毒品犯罪中的人数不但没有回落, 甚至还有上升的趋势。上世纪90 年代，云南省公安机关破获的贩毒案件中，农民犯罪案件占了总数的65%。云南省1996 年经检察机关批准共逮捕毒犯3505 人，其中农民2604 人，占74.3%; 1997 年上半年逮捕毒犯1916 人，其中农民1521 人，占79.4% ［1］。云南永德县1992 －1997 年查获的毒案中，农民作案222 起，农民毒犯338 名，分别是总数的72%、81%; 农民毒犯居住于富裕地区6 人，温饱地区61 名，贫困地区271 名，占总数的80% ［2］。保山市, 2002 年农民毒品犯罪573 人, 占当年保山市毒品犯罪总人数的91%, 2003 年857 人, 占90. 2%, 2004 年1241人, 占91%。临沧市, 2000年农民毒品犯罪688人, 占当年该市毒品犯罪总人数的76.6%, 2003年农民毒品犯罪1286 人, 占85. 4%, 2004 年1786人, 占86. 4% , 2006 年70. 1% ; 2000 年- 2006 年临沧市抓获毒品贩子10608 人, 其中农民8569 人占总人数的80.77% [3]。截止目前，边疆农民毒品犯罪人数还在不断增长。
　　(二)云南边疆农民毒品犯罪的类型
　　边疆民族地区的农民毒犯与我国内地、沿海地区相比，在犯罪的方式和手段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1.“马仔型”、“山地型”。在毒品种植、加工、贩卖的整个环节中，边疆民族地区的农民毒犯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而很少参与毒品的加工和销售，主要受雇于他人充当马仔从事毒品运输的工作，俗称“骡子”。当地边民多是山地农民，因文化水平地，又无一技之长，很难找到收入较高的工作，为了维持生活便迫于选择运毒。境内外贩毒集团利用这一点加之他们对境内外的山地情况非常了解便进一步拉拢利用。边疆农民主要通过昼伏夜行，人背马驮，绕过关卡走山路等方式进行短途运输毒品，这种方式又被称为“山地型”。以这种分散聚总的方式将毒品从境外长途运送到昆明等大城市。
　　2. 以贩养吸型。它是毒品犯罪中一种普遍现象, 边疆吸毒农民大多无资金和固定收入，吸毒上瘾后, 需要持续的购买毒品, 而毒品的价格又非常高, 不但穷人买不起毒品就连有钱人也无法长期购买使用。因此，唯一的也是最容易促使他们干的就是通过以犯养吸来养活自己。
　　3.零星贩卖型。这些农民毒贩多数是以贩养吸的吸毒人员。他们一无资金, 二无文化, 甚至无固定收人,一旦吸毒成瘾后, 为了筹集资金购买毒品, 只有从境外或本地毒犯手中赊购为数不多的毒品, 采取自己吸一点，留一点，卖一点给其他吸毒者的方式从事零包销售。在这种买卖中，穷人当的是零售商，卖命推销毒品为自己赚点小钱，而结果无非是给高层次的批发商保证巨额利润，毒品小贩冒着风险，拼着性命，养肥了那些批发商。” ［4］这种贩卖毒品极易引发卖淫、诈骗、盗窃、抢劫等其他违法犯罪案件。
　　二、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农民毒品犯罪的原因
　　（一）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居住在云南边疆地区的边民58%是少数民族，大多数是农民和无业人员这部分弱势群体，他们来自经济社会低下的社会阶层，受教育程度不高，没有固定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属于低文化、低收入、低生活水平的“三低人员”。同时受到社会发育程度低和封闭的地理环境构成的双重障碍，使得他们陷入了贫困与落后的状态。又因为经济的弱势，多数边民往往经受不住贩毒高额利润的诱惑，而被毒贩所雇佣，充当“马仔”，为了缓解目标和现实之间的困难，他们只好采取非法的方式去实现成功的目标，这就产生了犯罪。
　　（二）教育制度的不完善限制了边民能力的提高。
　　由于历史原因所造成边疆民族地区的农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转型过程中调整和适应力受到巨大制约，在知识和素质上先天不足，很少有机会正常地接受国民教育和职业培训，落后的生活环境、语言的沟通障碍以及市场经济意识的缺乏导致了他们能力的弱势，表现出“能力缺损综合症”，与竞争对手在一开始就不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所以在市场“自由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便处于劣势，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或者找到的工作收入非常低。总之被排斥在高收入高技术行业之外，容易产生被剥夺感。所以，我们不能认为边疆农民比其他群体更乐于毒品犯罪或更具有反社会性，而是由于能力的弱势给他们带来一连串生存与发展的障碍，限制了他们选择职业方向的能力，不具备其他人的生存空间，当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路、生活无着落的时候，他们就会表现出越轨行为。而贩运毒品无需任条件只需有体力就可以，这恰好满足了他们挣钱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