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同归【殊途同归——我们的回忆与反思】

　　编者的话：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40年来，我们的国家在走过了一段段艰难曲折的道路之后，一天天强盛起来，一代又一代青年也在与祖国同命运的风风雨雨中成长起来。为纪念建国40周年，本刊从这一期开辟“与共和国同命运”专栏，旨在反映当代青年在改革10年中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轨迹，介绍当代青年在建设四化中所做出的突出业绩和对美好未来的热情追求。希望广大青年朋友，包括昨天的青年朋友、理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踊跃向本栏投稿。来稿请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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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年后重逢
　　1964年，北京第二实验小学一个连续6年的“优秀班集体”毕业了，48名同学大部分考入重点中学。大家依依惜别，并约定以后每年聚会一次。但接踵而来的社会动荡与生活风波，却把大家整整分开了25年。当母校80年校庆大家重聚时，都已年近40，做了父亲或母亲。相见惊喜之余，引出无限感慨：往事不堪回首，而从幼儿园到小学的9年，即我们这个集体存在的9年，始终是我们能够回忆起的真正的黄金时期。而25年后，每个人竟然都还保留着少年时代的性格和风采。
　　当年，我们这个班是所谓“小宝塔式教育”的产物，大部分人来自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我们有最好的校长——全国人大代表陶淑范，最好的老师——特级教师霍懋征以及最好的教育。无数的荣誉和美好的理想，使我们真正像诗中所描绘的那样，是“祖国的花朵”，“纯洁得像蓝天、白云彩”。
　　今天，我们再次相聚，虽然彼此的经历极不相同，下乡、做工、当兵、上学……每个人平均做过5种以上工作，但在我们身上仍然保留那么多相似的东西，那是25年前母校给予我们的。我们几乎都获得了高等学历，在单位里都是勤恳工作的技术骨干，并且有较高的群众威信。在美国留学的张帆来信写道：“几十年来读书的体会是，大部分学过的知识会忘掉，真正能运用的只是一小部分牢固掌握的知识。因此我认为我的文化程度是小学毕业。凭这点东西我一直考到美国的经济学博士。每当运用这些知识解决我工作、生活、学习中的问题时就感到得心应手。感谢给我这些知识的老师们，如果我能再活一遍，我还上实验二小。”
　　“路要靠自己走出来”
　　实验二小以其优异的教学质量吸引了众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女，却始终遵循着“有教无类”的古训。但凭品学，不问门第。谁品学兼优，谁就受表扬，罚站也决不因出身而有分毫之差。同窗9年，我们记得谁的作文得过奖，谁拿下了乒乓球冠军，至于谁的父母是做什么的，大家所知甚少。就是中南海的孩子们也从不搞特殊化，每天与大家一样乘三轮儿童车上幼儿园、上小学，11岁后，买月票挤公共汽车。有一件事大家记得很清楚。一天，中南海的孩子们迟到了一节课，老师追问缘由，原来他们贪玩错过了换月票的时间，又不敢花去仅有的2元月票钱买车票，于是徒步走到学校。这样的教学环境，在我们幼小的心中种下了自尊自强的种子。小学毕业前夕，班主任霍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不能躺在父母的光荣簿上，要努力学习，努力奋斗。路要靠自己走出来。”历史证明了霍老师的临别赠言是何等珍贵！
　　“历尽艰辛，矢志不移”
　　中学二年级，“史无前例”的运动来了。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的家庭卷了进去。**吞噬了我们班最善良的姑娘李奇的生命，也使更多的人在逆境下成长起来。
　　齐玲玲说：“上山下乡对我们这些经常被抄家、被批斗的孩子来说，不是苦役，而是一种解脱。赤贫的农村是我们的‘世外桃源’，劳动累、生活苦，但老乡们的质朴、善良，知青之间的关心、友谊抚慰了我们受伤的心灵。只是在这时，我们才真正体会到，真正实在的力量是祖国的土地和人民。”
　　在与工人、农民、士兵的共同生活中，在痛苦与希望交织的奋斗中，大家全靠自己的力量，走上了普通劳动者独立的人生道路。种田、做工、读夜大学；当儿女、做父母、照顾老人，工作、家务，里里外外一把手。“干部子女”已成过去，普通劳动者的生活使我们感到充实、自豪。
　　一位出身高级干部的同学谈了他在惊心动魄的大波大澜中搏击的思想轨迹：
　　“****开始时，我也当过‘左派’红卫兵。但是，风云突变，父亲被打倒了，我的厄运也接踵而来。最初，我最大的痛苦是不被人理解。为了证明自己对革命的真诚，我扒军列过了中越边境，打算战死沙场。后来被遣送回来。社会上对老干部的摧残一步步升级，母亲含恨而死，我的思想变为愤怒和反抗。反抗的形式是孩子气的，甚至是带破坏性的。被驱逐出原来住房时，我们兄弟几个把门窗玻璃打得粉碎。
　　“1968年，我被抓进监狱。监狱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我思考的问题已从个人的家庭遭遇转变为党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与此同时，我开始利用一切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数理化知识、中外历史和马列著作。1973年出狱后，我的主要精力放在读书和思考上。受当时青年思潮的影响，找到什么书，我就读什么书，如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从列宁到赫鲁晓夫——共产主义运动史》、《斯大林秘史》等，同时写了很厚的读书笔记。这些书给了我不小的影响。
　　“1975年，父亲出狱后与我的长谈，使我开始了回归的思想过程。父亲出狱后的8个月中，我每天下班陪父亲散步，他给我无保留地讲述了党的历史、个人的经历和对各种问题的看法。他说，党经常在曲折中前进，党内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错误地整人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正确最终会战胜错误。父亲讲到了毛主席的错误，也指出了应该客观全面地评价毛主席。散步中的长谈给我的心灵以巨大的震撼。我感到，父亲对问题的解释更客观、更令人信服，父亲的看法比我更深刻。渐渐地，我从迷茫、摇摆重新回归到相信党，相信党的事业。”
　　这位同学最后说：“我们在小学时有种‘不干则已，要干就要干出最高水平’的精神，这种精神至今仍在鼓舞着我。”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如果说政治灾难给干部子女造成了强大的外在压力，那么思想折磨则给知识分子子女造成了痛苦的内在压力。小学毕业时，我们班有5名同学获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优秀学生奖状，他们全部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文化革命开始时，强调家庭出身、下厂下乡，废除了高考制度，挫伤了这些人的自尊心和知识优越感，使他们也走向了“造反派”和“逍遥派”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