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爱晶的龙袍梦_孩子梦龙袍系列拉拉裤

　　编者按：　　韩爱晶，原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在20年前发生的那一场内乱中，他追随林彪、四人帮，成为名噪一时的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他一旦权到手，便得意志形，胡作非为，最终成为历史舞台上昙花一现的过客。回过头看看他是怎样走向毁灭的，对我们是很有启迪的。
　　他，曾作过一个甜腻腻的梦，梦见自己睡在龙床上，头戴龙冠，身披龙袍……可惜好梦不长，正当他得意忘形、手舞足蹈的时候，梦却醒了。不过，身上已不见令人眩目的龙袍，披着的却是由法律和正义编织的囚衣。他就是“文革”中所谓学生五大“领袖”之一的韩爱晶。
　　1979年，公安机关将他正式逮捕，1983年6月，依法判处他1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
　　从冷和灰到热和狂
　　韩爱晶这个名字，对于许多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过来的人是颇为熟悉的。他曾成为历史的一个凝聚点，其身上一时聚集着那么多同龄人的崇拜、师长亲友的惋惜、陌生者的畏惧、受害者的仇视……然而，据了解他的人说，“文革”前，当时正上大学二年级的韩爱晶是一个不苟言笑、山水不显的极平常的人。
　　韩爱晶出生在江苏涟水县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家庭，生父早年参加革命，不幸牺牲。继父是一个中层干部，怀着抚育烈士遗子成人的责任感，对韩爱晶严格却不失疼爱。韩爱晶总感到在家庭里难以寻找到温暖，从小养成了孤僻、郁闷的性格。好不容易盼到高中毕业，他怀着对军事科学的神秘感和荣誉感，报考了北京航空学院。可是，当他如愿以偿，步入这所他热烈憧憬过的高等学府时，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从当时社会上轻视自然科学的“左”的思潮中，他感到自己应该学文，将来搞政治，这才会有出息。他不止一次地向学校提出弃理学文。当要求没有满足时，他失望了。本来孤僻消沉的性格中又渗进了“错误选择”的懊丧和日益沉重的冷气。
　　冷漠也可能不是祸根，可一旦被冷漠的网罩住，一个人的视线和思绪就偏斜了。
　　1966年6月，热得令人窒息的盛夏。韩爱晶和同龄人一样，卷入了这一场以“革命”的名义发动，以“非常”的方式进行的运动。他从“炮打司令部”的硝烟中仿佛看到了命运的转机，陡然间变得空前活跃，他看准了这千载难逢的机遇。“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往日念这些“语录”，他总感到那么虚无渺茫，今日却分外提神。一个崇高的口号，一股朴素的热情，在他心里已经不那么“崇高”，也不那么“朴素”了。
　　工作组进驻北航后，曾中肯地指出韩爱晶的“冷”和“灰”，希望他振作，上进；在给学生思想“排队”时，他被列入殿后。韩爱晶得知后，象一头激怒了的狮子，决心“造反”。在去国防科委“请愿”找原北航工作组“澄清”问题的28个昼夜静坐示威时，他变得空前活跃而坚定，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所谓总勤务员，就是“司令”的代名词。山水不显的他一下子成了显赫的风云人物，他从内心深处体会到“革命”赋予他的欢乐和满足，然而，也激起了多年压抑下的那日夜使他痛苦不安的欲望。
　　从大闹到大名 从大名到大权
　　1967年初，刮起了“一月风暴”。学校那点权太小了，学生界、教育界的权也没有多大神通，韩爱晶瞄准了上层。北京市委、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等重要部门，北航的“红旗”都要强占“城头”。作为“总勤务员”，韩爱晶俨然身价百倍，变得飘飘然了。他津津有味地回顾这一段日子，心驰神往地对他的“战士”说：“我当时住万里家，简直象个市长，北京各大单位大小事全来找我，我大笔一挥几十万元就出去了。”他还对别人说：“你看我这块料能干什么呢？当个技术员吗？对技术一窍不通，不是那块料。我这个人太认真，适合当官，我有组织才能，对政治工作，对阶级斗争很有兴趣。”大志初酬的韩爱晶，神经中枢里最活跃的是权欲，最刺激的是官瘾。他绘声绘色地与身边的人讲他作过的“睡在龙床上，头戴龙冠，身披龙袍”的梦，他说：这不是一个平常的梦，而是个预兆，细想，中国的地图象只鸡，而我就是属鸡的……讲到这里，他情不自禁地随手把床单披到自己身上。他不避“复古”之嫌，特地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请来四位颇有名气的教授、讲师讲历代帝王的兴衰史，以古为镜知兴替，他贪婪地吸吮着前人玩弄权术的“精神遗产”。
　　北京航空学院方圆一平方公里，韩爱晶已不把这块地盘放在眼里了。韩爱晶决心豁出去，“一反到顶”，“今后我们应该多搞些新花样，只要上面一支持，北航就有了名”。大闹、大名、大权是“造反当官”的三部曲。韩爱晶审时度势，把矛头直指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1967年7月26日，他与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联合成立了“揪刘火线总指挥部”，以召开批判会和逼刘交出第二份认罪书为名，调集了几十个单位数千名群众于8月1日0点开始围堵中南海各门。一时，中南海畔，喇叭高鸣，人声鼎沸，交通堵塞，旗帜狂舞。韩爱晶亲临“火线”，颐指气使，好不威风。8月2日，周总理亲自出面制止，韩爱晶哪里听得进去，如同卒子过河，拼命“拱将”。8月4日，韩爱晶串连各院校，组织数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所谓“审判刘少奇大会”，叫嚷“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当夜，周总理采取强制措施，才平息了这场轩然大波。
　　世间有些东西，一旦到手，才知道它的分量；掂出它的分量，更会舍不得放手。“权”在造反派手里成了“固定资本”；既然是一种资本，当然是越多越好。
　　韩爱晶为了扩大影响，先后派出数百人，以“调查组”“联络站”等名义，在全国35处插手当地运动。他还成立了专门对付部队的“全国动态组”，1967年4月，北航“红旗”赴武汉调查组，搜集整理上百页的黑材料交给当时“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为王力一伙诬陷武汉军区，制造震动全国的特大冤案提供了炮弹；犯下了不可推卸的罪行。
　　坐镇北航，遥控全国的韩爱晶面对地图上四处飘扬的“北航红旗”，感到了一种自我陶醉的满足。他得意地说：“别人说上有天堂，下有北航，这话不假。照我看，全国都要走北航的路。”1968年7月，他策划在北航召集了全国各地“有影响”“有实力”的造反派头头开会，企图成立“全国造反派统一指挥部”，只是由于周总理及时察觉和干预，他这个“当然的”盟主才没有最后登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