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老板娘”周宗琼_周宗社

　　1992年7月18日，在邓颖超同志的遗体火化告别室外，我见到一位银丝满头的老太太。老人悲泣着一边挪动着自己的身体，一边十分刚强地用左手拄着她那根拥有4个抓地爪的特制手杖，慢慢坐上轮椅，由与她同来的女同志推着缓缓前往告别室。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望着眼前这位饱经沧桑的老妈妈，站在一旁、前来与邓颖超作最后告别的周恩来生前保健工作者郑淑芸女士走到我身边轻声地说:“她是我们党一位能干的‘老板娘’！这可是大姐（指邓颖超）生前亲口对我说过的。”于是，在郑淑芸同志的支持和引领下，两天后，我来到北京东单东堂子胡同，拜访了这位对我国革命有过特殊贡献的老妈妈——周宗琼。
　　从小学校长到酒精厂营业处负责人
　　周宗琼1910年出生于重庆一个普通的职员家庭。1931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北平女子第一高中。1933年毕业回到家乡江津教小学，第二年就接任了校长。可是不久便发生了一件轰动整个山城的事，让她不得不离开心爱的教育事业。
　　一次放学回家途中，周宗琼见到一位女工被迫害致死，女工的家人呼天不应、呼地不灵，反动的警员们却不主持正义，反帮着富人说话。周宗琼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激动得不能自已，站出来仗义执言，指责警察是富人帮凶。警察们与她论理不过，竟恼羞成怒地以“妨碍公务”之名将其拘捕入狱。后来，在一位姓张的青年律师和《服务报》青年记者黄宇齐的奔走呼号下，反动当局才不得不作出让步，同意将她交保出狱。如此一来，周宗琼刚刚起步的教育事业也受到影响，不得不被迫离开。
　　1936年，26岁的周宗琼与在时在重庆天成厂工作的任宗德结为伉俪。1938年，由于处于国难的困难时期，民生凋敝，天成厂破产，任宗德、周宗琼夫妇带着厂里遣散的一部分机电设备，经同学介绍，于当年春天入股参加了四川合川胜利酒精厂，负责筹建在重庆化龙桥的营业处。
　　这一营业处从房屋布局、建筑设计到施工管理全由周宗琼一人负责完成。当时，日本飞机对重庆进行空前绝后的大轰炸，重庆的住房十分紧张，房屋在建筑时就有许多单位或个人前来联系租用。1939年初，国民党某个集团军驻陪都重庆办事处一个姓虞的处长租去了上边的二楼。
　　接纳《新华日报》营业部
　　就在周宗琼艰难地进行第二次创业起步时，一位她很信赖的老同学冉琴舫（也叫苏予）突然来化龙桥找她，希望她能把新盖好的房子租给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新华日报社使用。
　　周宗琼一听心里一热，她早就盼望能与共产党有个接触联系的机会。她抑制住激动据实相告说:“真对不起，你们要早来几天就好了。因为我的楼上已经租给国民党的一个集团军办事处了，现在要楼下再住上共产党的人，他们生活、办事可能都不方便吧？”谁知冉琴舫斩钉截铁地说:“只要你同意，他们一定会处理好这个关系。”——这正是周恩来长期地下斗争积累下来的经验: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第二天上午，《新华日报》经理熊瑾玎即前来与周宗琼商量租用事宜。当时，底楼刚好有四间房子没有间隔，非常适合《新华日报》营业部使用。这样，经周宗琼同意，新华日报社搬了过来。《新华日报》营业部白天办事的人并不多，晚上住宿的人却不少。每天天还没亮，住宿的人就悄悄起身，很快地收拾好铺位，恢复成门市营业部的陈设。周宗琼还发现，每天住宿的人中只有熊老板是位有家室的长者，其余都是一群热血青年，他们早出晚归，回来后歌声笑语、热情洋溢。整个营业部更是团结和睦，亲如一家。偶尔也能听到他们为时局或某个问题进行讨论或争论，让人感到他们之间存在着浓浓的民主气氛，没有一点像住在楼上的国民党官兵的那种官僚统治作风。这种平等的政治环境正是周宗琼多年追求和向往的。
　　周宗琼在细致的观察中还发现，身为《新华日报》经理的熊瑾玎和他的夫人朱端绶连一个正式床位都没有，生活非常不方便。于是她和丈夫任宗德商量，把自己住的那间房子让一半给熊老板，中间拉起一条布帘把两张床位隔开，熊瑾玎、朱端绶夫妇十分感激地同意了。
　　降价卖货救同志
　　1939年夏天，中共南方局在重庆的活动经费十分困难。熊瑾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委托任宗德、周宗琼夫妇自筹资金办一家独立的国防动力酒精厂，为《新华日报》的出版提供必要的资金。
　　周宗琼那时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她乐意地接受了。她担任厂长的酒精厂办得很成功，为《新华日报》的正常出版和革命活动提供了许多经费。也就是从那时起，周宗琼在我们南方局党内同志中就有了一个“老板娘”的称号。她也是继熊瑾玎的夫人朱端绶后，在我党困难时期获得第二个“老板娘”称号的女性。
　　1945年，一部分党的地下工作者因身份暴露，秘密撤退到了重庆。为保存这批革命力量，周恩来决定对他们进行转移，但组织上一时又拿不出这么多经费。周宗琼老人回忆到这里时，十分感慨地说:“当时，我的一笔货还未出手，而我们党组织派来拿钱的人就坐在我家客厅等着。我当机立断，主动降低货价，把拿到手的货款一子不留地交给了来人。”后来听说，周宗琼的这次义举让我们党的40多名同志安全从重庆脱险转移。
　　1946年，国共和谈面临破裂的危机，吴克坚在上海领导的地下机关奉命紧急转移，党再次请周宗琼给予资金支持。周宗琼二话没说，又提供了我党上海机关转移的全部资金，保障同志们安全离开上海。
　　从1939年到1949年的10年时间里，周宗琼以党外人士身份，无数次地为《新华日报》的顺利出版、为革命同志的安全转移和为我们党的其他活动提供了难以数计的资金。周宗琼老妈妈回忆到这里时，脸上皱纹舒展，笑着说:“有的人说我们党要欠周宗琼几千两黄金。离休后没事，我还真的估算过，有还真是有的，但我决不跟党算账，要算就算我周宗琼向党组织交的党费吧。”老妈妈说得那么坦然、自豪和真诚，表现了她那为革命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
　　“文化之家”韦家院
　　1943年秋，周宗琼的酒精生产销售事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她就在其母亲的住地韦家院坝修建了一栋房屋作为国防动力酒精厂的办事处。这时，她已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与熊瑾玎夫妇成了无话不谈的密友，熊瑾玎便向她介绍共产党员周竹安去担任这个办事处的秘书。韦家院坝也成为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南方局一处爱国民主人士或者部分党的地下工作的联络点。龚饮冰、李维汉、吴克坚等一些党内著名人士常常扮成商人模样到韦家院坝联系工作。党外一些知名人士如李公朴、沙千里、沈钧儒、翦伯赞、郭沫若、史良、罗叔章等人也常常在这里进行半公开的聚会:他们以会亲朋好友、举办生日舞会等形式作为掩护，纵论形势，分析政局，传达共产党的政策、指示，然后再去执行自己的各项工作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