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口述实录”_谭嗣同

　　近代中国文化巨擘梁启超一生除投身政治外，还醉心学术，著书立说，身后留下皇皇巨著，足见其学问的广博和為学的勤奋。除此之外，关于梁启超还留有“口述实录”这一点，似乎并未引起研究者足够注意。而梁启超的“口述实录”不仅可為相关史料起到拾遗补缺之功效，而且其中同样折射出他的学术思想之火花。比如他暮年任讲席时身旁门生吴其昌就曾為乃师梁启超做过“口述实录”。所述所录内容即為晚清、民国交替之际历史缝隙中的一些值得记述的细节。
　　1898农历戊戌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短暂却惊心动魄的政治改革运动，尽管已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且有大量史料留存，即使如当时的亲历者之一梁启超也写出了《戊戌政变记》这样的著作，但还是有一些鲜為人知的细节落在历史的缝隙中，有待人们发掘。当年一个名為吴其昌的学子因有幸陪侍在梁启超身边，并随梁启超频繁往来于北京清华园和天津寓所之间，使他得以经常聆听大师讲学，更有机会倾听大师讲述亲历的往事。那番情景，吴其昌曾这样描绘道：“尝夏夜侍坐庭中，先师缕述变法之役及护国之役身所经历者，恒至深夜；一夕，竞至东方黎明。”梁启超彻夜讲述的“变法之役”，即是1898年6月至9月发生的“戊戌变法”。
　　但是最初的时候，梁启超尽管谈兴正浓地向吴其昌作“口述”，而吴却尚无為之作“实录”的意识。结果，多亏了吴其昌朋友张晓峰的提醒和约稿，才使得梁启超的这份“口述实录”得以留存。那天，吴其昌突然收到张晓峰邮来一册其撰写的《梁任公别录》，原来他知道吴其昌陪侍暮年梁任公讲席，并时常听梁启超讲述“所谈颇多世所未知”的“变法之役”等史事，便希望吴其昌能提供一些鲜為人知的内容，以充实他这本《梁任公别录》。正是由于张晓峰的这一提醒和提出的这一请求，才使我们得以了解到那些历史缝隙中的“戊戌变法”细节。比如我们都知道“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六君子牺牲于菜市口。而临刑前发生在谭嗣同身上的悲壮史事，梁启超的讲述，就远比《戊戌政变记》一书交代详细许多。如在变法失败大祸将临时，光绪帝曾央请英国使馆保护康有為离开京城，而没有求助于日本驻京公使。但此时日本公使林权助“事先已奉有相机保护(清廷)政治犯之密令，至是乃自献殷勤，戮為营救”。日本此举，动机则如梁启超向吴其昌讲述的，為“时日人初行新政，一颦一笑，惟欧洲是效，以為欧洲之文明政治，有保护他国政治犯之举也，亦欲在中国有所树為，一以夸耀文明于欧(洲)人，一以树势力于中国政党”。為此，林权助在营救谭嗣同和梁启超时，确实是用力的，当时北京城尚无新式马车，他们就用绿呢大轿把谭嗣同接到日公使馆，接着又以绿呢骡车把梁启超相继迎入。谭嗣同与梁启超在日使馆呆了两天，他们“日夜计划营救(光绪)皇上之策，乃计算南海(康有為)先生之行踪”。忽一日，谭嗣同好像突然想起什么，只见他迅速回到房中把自己关起来，好半天出来后，手上已拿着一封信。谭嗣同也不说什么，只是请日使馆帮他把这封信投送出去。交代好后，谭嗣同才笑着对梁启超说，“我必须告他一状。”梁启超听了一头雾水，想听究竟，谭嗣同却再也不多说什么。
　　很快，北京城就传出谭嗣同之父谭继洵告发其子谭嗣同忤逆不孝，声明与其断绝父子关系的消息。梁启超恍然明白，那天谭嗣同请日公使馆帮其投送出去的就是这封以乃父名义写的“告发信”。谭嗣同这样做的用意，显然是不想让父亲受自己牵连。此时林权助还在设法用自己夫人的坐轿，帮助谭嗣同、梁启超逃离北京城。但谭嗣同谢绝了林权助的相助，并说出那段日后令无数人闻之动容的话：“闻之西史，革命则无不流血者。中国革命之流血，请自嗣同始!”这一天是谭嗣同进入日使馆的第三天，说罢这话，他便毅然走出这个藏身之地，向清政府“自首”。他的“自首辞”中那句“嗣同请以颈血洗涤中国之腐政!”至今读来，犹振聋发聩，令人动容!
　　梁启超在日使馆得知六君子血洒菜市口的消息后，“悲惊晕绝”。几天后，他在林权助的安排下，藏身林夫人轿中，在婢媪、卫士的掩护下，“扬言日本钦差大臣家眷回国，遂出(北)京至(天)津，直坐其兵轮赴日”。
　　而在披露有关“戊戌变法”的细节中，更鲜為人知的是发生在六君子之一刘光弟与其儿子身上催人泪下的故事。这同样是梁启超追忆的口述实录内容。在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刘光弟传》中，曾写到变法失败后，刘光弟在狱中未经审讯就被带离监狱，直接出了西门。这一情况其他被捕者不知，因刘光弟曾在刑部任职，所以他清楚，犯人如从东门被带离尚可免一死，如从西门被带出，那就是押赴刑场。见到如此情况，刘光弟知道死期已至，不由“太息日：‘吾属死，正气尽。’闻者莫不挥泪。君既就义，其嗣子赴市曹伏尸痛哭一日夜以死。”而梁启超在讲述刘光弟临刑前与其子见面时，更有感人的细节。梁启超说道，当时刘子知道乃父即将临刑，顿时不顾一切哭奔到菜市口，然后叩头哀求监刑官，希望放过他父亲，他愿意代父去死。这当然遭到监刑官拒绝。不难想见，刘子爱父心切，他如此做，為父者也断然不会答应。结果就是刘子绝望之下，上前一把抱住父亲大哭，以至吐血，其悲伤痛苦的程度不难想象。刘光弟就义后，其子“不久亦以毁卒”。所谓“毁卒”，应该就是為父亲的凛然就义而自毁，从而以自己宝贵的生命践行对父亲崇高思想和英勇行為的献祭。这样的情景显然也让吴其昌深受感动，他所“实录”的梁启超道出的这番话：“此事至今思之，犹酸我鼻。中国有如此志士仁人而不兴，非天理也。”
　　“戊戌变法”失败后血腥的一幕翻过去后，梁启超曾预言“中国有如此志士仁人而不兴，非天理也”，这话在1911农历辛亥年得到应验。这年10月10日，从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中传出的枪声，使中国危怠的政局出现希望的转机。但后来局势的陡然转换，则多少有点出人意料。尤其是后来出现的袁世凯称帝闹剧，更為近代中国历史留下吊诡的影像。对此，梁启超曾讲述其间的细节道，“袁项城(世凯)拒谏饰非，作伪术之巧妙，登峰造极，古今无可伦比。时帝制论已尘嚣全国，冯华甫(国璋)自南京来(天)津，邀余同往作最后之谏诤。华甫日：‘我之辩说(能力)远不如子(你)，子之实力亦不如我。必我与子同往，子反复予以开道(导)，而我隐示以力為后盾，庶几千钧一发危机可免。’余诺之。”于是，梁启超夜以继日，拟定了一份规劝袁世凯不可称帝的谏说提要，一共数十条，他自述為此“竭尽脑汁，凡可成為理由者，无不备举，欲為垂绝之国运，亿万之生灵，打最后之一针”。但是让梁启超、冯国璋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进入袁世凯所在的新华宫后，尽管袁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以好酒好菜相招待，却就是不给他们说话机会。他们好不容易抓住空档想规劝了，袁世凯竞又抢在他们前面开口道：“二公此来，吾知之甚稔，乃欲谏我不做皇帝也。我反问二公，袁某欲作皇帝者，究思作一代皇帝而绝种乎?抑思作万代皇帝而无穷乎?”袁世凯明明知道梁启超、冯国璋此番前来是想规劝他不要做皇帝，但他不仅阻止他们的劝谏，而且还大言不惭地说他不仅要做皇帝，还要子孙万代一直做下去。说罢，袁世凯居然唤出20多个儿子，让他们环桌站立在梁启超、冯国璋面前。袁世凯说，因為“(梁)任公最善知人，我即托任公代我选择一子，可以继立為皇帝者，可以不败我帝业，不致连累掘我祖坟者；任公，待君选出以后，我再决定称帝。如是或可称帝二代!”此言一出，梁启超、冯国璋二人顿时面面相觑，尽管此刻梁启超怀中揣着早准备好的谏说提要，一时竞无言以对。眼见袁氏儿子们站在面前，最小的一个袁子还由奶妈抱在怀里，梁启超当然不会在他们中间為袁世凯选择“袁二世”。见此情景，袁世凯立时悲从中来，异常沉痛地说了如下一番话：“我如许豚犬(儿子)，无一克肖，无一非庸懦纨绔，然父之于子，孰不疼爱，我虽怒此辈不肖，然仍不愿因我造孽，他日為别人作鱼烹杀也。我百年后，敬托二公善护之。”本是為劝谏袁世凯而来，不料却弄成像是他在托孤，这使得梁启超、冯国璋二人如坐针毡，只得起身告辞。
　　1915年，袁世凯在复辟帝制的歪道上已经越走越远，他甚至将反对其称帝的蔡锷软禁于北京。洞察到袁世凯的企图后，蔡锷终于设法逃离北京，潜回云南准备讨袁之举。而袁世凯见蔡锷逃走，不由恼羞成怒，但鞭长莫及，只得加紧派警员监视同样坚决反对其称帝，时在天津的梁启超。梁启超告诉吴其昌，“袁氏日夜派便警逻守吾门，余买通街头胶皮车佚，与之易服，夜逃。甫离(天)津，袁氏已觉，杀其便警”。得知梁启超逃往上海后，袁世凯又“严命其沪上逻犬捕予(梁启超自称)期在必得，‘务获梁启超，就地正法’之上谕已(公)布，上连像片，较清廷尤密”。尽管如此，结果梁启超还是经天津、上海、香港而至日本。
　　除此之外，梁启超的“口述实录”还提供了一些其他史料没有的内容。比如吴其昌实录“先师(梁启超)于生平死友中，最钦重浏阳谭先生嗣同。述其赴义时忠烈之轶事，闻之眼湿”。这分明也向我们道出了梁启超在口述时如何為之动情动容的“肢体语言”，梁启超“口述实录”的特点，由此可见一斑。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