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案 范泉被诬“南京暗探”公案之始末

　　一　　对于著名现代作家和编辑家范泉来说，胡风的所谓“南京暗探”说，不啻是飞来横祸，从此他的生活道路发生了根本转折。　　20世纪50年代初，在经历了反抗日军侵略和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艰难岁月之后，范泉与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一样，正沐浴在新中国灿烂的阳光下，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他由于长期从事进步的出版工作，成绩显著，建国后先是被永祥印书馆的铅印、彩印、零印厂的工人推选为工会主席，接着调入上海市新闻出版印刷工会宣传部，与青年同志们一起忘我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恰如当时的同事金国正所说：“那个时候的范泉，真是一心为革命，一心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一心想在革命机关的大熔炉里脱胎换骨，做工人阶级的一员。”他的出色表现，得到党组织的充分肯定，1954年3月，作为当时“知识分子改造”的一个成功的典型，他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
　　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巨大的阴影正在向他逼近。1955年1月，中国文艺界的权威刊物《文艺报》的第一、二号以附册的形式，公开发表了胡风的《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即后来所谓胡风“三十万言书”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胡风在这份报告中写道：“南京暗探范泉主编《文艺春秋》，……干着……罗丹所说的‘装腔作势’的文艺事业。”如晴天霹雳，范泉被突如其来的打击打得晕头转向。
　　回想起40年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他冒着危险，顶着压力，在他主持的《文艺春秋》、《文艺丛刊》以及《文学新刊》等杂志、丛书中，编发了郭沫若、茅盾、巴金、臧克家、田汉、周而复等那么多革命作家和进步作家的优秀作品，又热情资助过锡金、沙汀、艾芜、碧野等进步作家朋友摆脱困境，在党的指引下，还积极参与了营救党员作家骆宾基的活动，并掩护和帮助了新四军干部和党的地下工作者谭启龙、严永洁、刘竞程等，如此等等，难道这些都是“为引诱群众而皱眉扮脸，装腔作势”吗？
　　令人痛苦的还在于，如此严重的打击竟然来自自己的营垒，尤其胡风还是他所尊敬的革命作家和诗人！
　　二
　　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上世纪40年代，对范泉的怀疑、猜测和不信任，就已经在进步文化界中流传。
　　据老作家丰村回忆，他与臧克家、陈白尘都曾为《文艺春秋》写稿，后来冯乃超从香港带信来，叫他们不要为范泉写稿，不要支持这个刊物，以后他们就没有再写。至于什么原因，他们当时并不清楚。以此查考当时出版的《文艺春秋》月刊，情况确乎如此。
　　先看丰村，他在《文艺春秋》月刊发表的作品最少，仅在1947年4月15日出版的四卷四期中有一篇短篇小说《手》。陈白尘发表的作品共两篇，一篇是1947年5月15日四卷五期发表的《五四文艺节座谈会》中的发言，另一篇是10月15日五卷四期发表的散文《疚》。在《文艺春秋》发表作品最多的要数诗人臧克家。抗战胜利后他从重庆返回上海，便与范泉过往甚密，并成为《文艺春秋》的主要作者之一。他先是以一篇短文《他擦了擦眼睛》参加范泉组织的“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的笔谈，嗣后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先后发表了六篇短篇小说、一篇中篇小说、三首诗和一篇短文。可是在发表了题为《睡在棺材里的人》的短篇小说之后，便戛然而止。这篇小说发表在1947年10月15日出版的《文艺春秋》五卷四期，与陈白尘在《文艺春秋》的终篇之作，正是同一时间。由此可见，这几位作家几乎同时停止了为《文艺春秋》供稿，而这一时间，应该便是冯乃超的通知传到上海之际。冯乃超当时的身份是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香港工委委员、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他的通知，对这几位进步作家的影响可想而知，因此，尽管他们并不明所以，却仍然应命与范泉及其主编的《文艺春秋》杂志拉开了距离。
　　如果说，以上几位文友的疏远还是悄无声息的，或许范泉尚未有所知觉，那么，来自许广平的抨击却有如万钧雷霆，更使范泉惊诧莫名，感觉到了咄咄逼人之凛然寒气。许广平的抨击，乃是冲着范泉翻译日本作家小田岳夫的《鲁迅传》一书而来。其实根据范泉的回忆，他在翻译的过程中，许广平一直给予了大力支持。她不仅“惠赠参考的书籍”，“不止一次”地给予当面解释，而且不惜花费大量精力，把原著中有歪曲事实的地方，“用一片片的小纸片记录下来”，提供给范泉加以改正，实在无愧为“热心的指导者”。然而在《鲁迅传》出版一年之后，许广平却借着为王士菁所著《鲁迅传》写序之机会，一方面对小田岳夫的《鲁迅传》原著大加指责，说是作者“为日黩武主义者借词解脱”，因此出版这样的书“是不大好的”，断然抹煞该书的翻译出版价值；另一方面则竭力否认自己曾经为《鲁迅传》做过“校正”工作，从而与范泉展开了一场极不愉快的争论。值得注意的是，许广平抨击范泉的这篇题为《〈鲁迅传〉序》的檄文，公开发表于1947年10月17日上海出版的《时与文》周刊二卷六期上，这个时间，与冯乃超的通知传到上海、丰村等人停止为《文艺春秋》供稿的时间完全吻合。这说明，进步文化界对范泉的怀疑大体上就是从这段时间开始的。
　　从此之后，围绕着范泉及其主编的《文艺春秋》等刊物发生了一些事情，有的范泉并不知情，有的他有所感觉却困惑难解。自与许广平发生了公开争论后，两人的关系急剧恶化。原先范泉从在敌伪时期接下《文艺春秋》的编务到以后每年十月组织纪念鲁迅逝世专辑，都得到了许广平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因此他们不但关系融洽，两家人也走得很近。许广平从日本人的监狱里出来后，每天去诊所打针要路过永祥印书馆，便常常进去看望范泉，有时还带着海婴一同前去。过年过节时，许广平还常常买了鸡蛋送给范泉。范泉同样也很关心许广平母子的生活，经常为许广平买了菜送上门去。但就在关于《鲁迅传》的争论前后，两人断绝了往来，从此形同陌路。
　　此外，胡风的态度也很能说明问题。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郭沫若、茅盾、巴金、艾芜、骆宾基、周而复等大批革命作家都曾先后有作品刊载其上，唯独胡风及其周围的大多数朋友却没有为之撰稿。抗战胜利后胡风从重庆回到上海时，范泉曾慕名登门约稿，胡风只是漫而应之，就是不给稿子。而胡风的朋友满涛稍后则化名窄门在他们的同人刊物“以谩骂的方式”，对范泉在《文艺春秋》编发的两篇译作进行指责。而范泉的一些作者或朋友，嗣后也都接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