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诗歌：在坚守中突破|新世纪广西诗歌观察

　　在2011年12月湛江举办的21世纪中国现代诗第六届研讨会上，我曾经不客气地批评了新世纪诗歌形象被矮化、影响力下降的现象，指认当下诗歌面临着三大困惑，一是诗坛整体感觉平淡，缺乏明显的创新气象，有分量的作品少，二是写作本身问题严重，在日常情感和精神提升、情感和理性、精神追求和艺术探索之间多有失衡，三是书写方式的革命日渐暴露出危机，不论是民刊还是网络，卧虎藏龙之际也藏污纳垢，所以新诗形象的重构障碍重重。
　　如此判断绝不意味着我从根本上否定新世纪诗歌，或者说我只是有意强调了新世纪诗歌的一个侧面，以期引起诗坛“疗救”的注意。事实上，新世纪诗歌尽管存在着不少缺憾，却始终能够在边缘化的文化语境中顽韧地坚守，非但没像有些学者预言的那样走向“死亡”，反倒以一系列的创作实绩不断传递着突破的信息，昭示出了种种生长的可能和希望。
　　“边缘化”：是祸也是福
　　据《光明日报》的一份调查反馈，江苏省某中学一位语文老师提问，请喜欢诗歌的同学举手，结果几十人的班级举手者居然只有两人，而且都是女同学，无独有偶，记者在北京街头随机采访五位同学，问他们是否喜欢诗歌，令人吃惊的是回答竟完全是否定的。[1]这种记者意想不到的境况让很多人一直在感叹和疑惑，诗歌界究竟是怎么了？为什么曾经作为泱泱大国文学中心和焦点的诗歌，突然就遭遇了从天上到地下的命运转换，让诗人同诗歌一起贬值，不仅大量的诗歌写作者、研究者处境异常尴尬，连心理、年龄离缪斯最近的中学生也如避瘟神一样在疏远诗歌？其实，这一切都和诗歌边缘化的处境紧密相关。
　　新诗边缘化的现象不是突然产生的，它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即打下了很深的伏笔，只不过至新世纪程度愈加深重了而已。说来难怪，随着现代工业技术对乡土文明的取代、商品经济力量的甚嚣尘上、西方后现代文化对中心与权威的解构，以及学历教育、大众文化的疯狂挤压，人类和诗性栖身的大自然之间的关系被逐渐割断，变轻了的精神意义和诗歌价值诉求有时不自觉间就被染上了一定的铜臭气。在这种欲望化的拜金语境和权力、技术的“合谋”之下，诗歌艺术在文学的共名时代向无名时代位移的90年代门槛前，必然会走向冷寂而彻底的边缘，当时国内各种层次的报刊竞相取消诗歌发表的园地，众多诗人困顿、沮丧、绝望不已，就是最好的明证。置身于诗性消亡的残酷背景中，不少诗人也曾经做过顽强的抗争，像将诗看得高于生命的海子就曾希图在麦地之上重构自己的精神家园，但他发现麦地贫瘠的现实根本没法改变，诗歌圣洁而无力又逃避无门之后，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死亡，于是在1989年殉诗而死。他的死似乎构成了诗性消逝的一个象征性源头，而后无数诗人渐次举起“白旗”，走上精神逃亡之路，当代诗坛遭遇了更为令人震撼的颠踬与灾难。诗人们有的忍受不了贫困和寂寞之苦，改弦易辙，毅然投入商海，或转场去侍弄能够“赢利”的散文、小说文体，如韩东、海男、张小波、朱文、杨争光、秦巴子、叶舟等，有的直接去拥抱了死神，如骆一禾、戈麦、顾城、方向、徐迟等，有的径直逃亡到了海外，如北岛、江河、杨炼、严力、牛波、张枣、张真、宋琳、胡冬、欧阳江河等，而大批写作者则彻底告别“浪漫”，走向更为实际的生活。队伍的分化、园地的流失与读者的锐减本身，已使缪斯不堪重负，集体沉寂，使曾经的能够为民代言、众目关注的诗歌时代迅疾异变为隔日黄花，“饿死诗人”也超越诗句层面成了诗人生存境况最贴切的隐喻。而诗歌内部文化神话、青春期写作、纯诗经营等写作方式理解、表现时代方面的失效，和海子死后短暂的新乡土诗热潮造成的诗歌精神的空前倒退，更把诗歌推向了灭顶的深渊，茫然的诗人们普遍面临着“写”还是“不写”的灵魂拷问。到了个人化写作的90年代乃至新世纪，这种境况仍在持续。
　　但是，边缘化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可怕，对于诗歌来说它或许是祸的同时也是福。原因在于诗歌的本质是寂寞的个人化行为，平淡、清净应该是写诗、读诗的常态，如果非要人为地去制造喧嚣和热闹，无疑就背离了诗之品性。诗歌这种存在机制决定，边缘化语境一方面令诗歌逐渐淡出焦点和中心，一方面也敦促诗歌回归了本原的位置和属性，或者说沉寂也为诗歌写作队伍提供了一次难得的纯粹、净化的机会。面对清贫的冷板凳和无边的孤独，那些压根就只将诗歌作为养家糊口工具的所谓的诗人们，自然不会长时间地“恋战”诗歌而纷纷去另觅“高枝”；与上述大量“技艺型”诗人相反，那些把诗当做生命意义寄托形式、宗教信徒一样的“存在型”写作者，则愈发凸显出了真诗人的风骨，他们像郑敏、王小妮、张曙光、王家新、于坚、臧棣、翟永明、西川、林雪、潘洗尘、伊沙、朵渔等一大批优秀诗人，能够面对物质化的欲望潮流又抵制其精神掠夺，潜心致力于日常生活的精神提升，一直在诗歌现场坚守。如王小妮走入新世纪后就注意协调诗与生活的关系，投身平淡、庸常家庭生活同时，始终不失一颗诗心，在柴米油盐的“交响曲”里仍捧出了不少诗情的珠贝。“米饭的香气走在家里/只是我试到了/那香里面的险峻不定/有哪一把刀/正划开这世界的表层。//一呼一吸地活着/在我的纸里/永远包藏着我的心”（《活着》），散淡、凡俗生活细节的背后，闪烁着“纸里包不住”的理想之火。一向具有清洁诗歌精神的李琦，对诗的虔敬养成了一种习惯，那就是对每字每句都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生怕一丝的粗心草率而损害了诗歌的健康和尊严，所以每次总是抖落尘埃、洗净双手，然后再从容地坐在静谧的桌前，享受写诗的神圣和安详，每写完一首诗都有经历大病一场的感觉。这批诗人冷静沉着，心气平和，没有打旗称派的狂热，而是立足“此岸”的人生世界，又能牵系人类理想的精神高空，参悟到不论到什么时候诗歌都必须靠文本说话，因此也专注于写作自身，他们质量上乘的文本蕴含的“灵魂的雷声”和从容成熟的艺术打造，为新世纪诗歌带来了突破、超越的“福音”。
　　突破的征象
　　新世纪诗歌的突破是从多角度进行的，其成绩也有多样化的表现，主要表现则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出于对以往诗歌缺憾的反思与纠偏，学会精神担当的诗人们不再满足于仅仅创作“纸上的诗歌”，而是深入当代，努力“及物”，以“此在”处境和经验，替代乌托邦和宏大叙事，重建了诗歌与现实对话的机制。进入新世纪后，诗人们悟到，贯通八九十年代的两种基本诗歌形态——“大词”书写和“圣词”书写，都有过不菲的贡献，但因过于贴近时代、高调或过于疏离人类、高蹈，均和人间烟火气浓郁的现实、芸芸众生关涉不大，前景可疑；于是不约而同地注意从日常、世俗化的生活中挖掘诗意，通过生存境遇和感受的表现，加强诗和当代生活的联系。如“还有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小动物/是我尚未认识的朋友/我像赞美它们，我准备着/在这里向它们靠近/删去了一些高大的词”（黄礼孩《细小的事物》），面对一些细小、卑微的存在，诗人的思绪悄然波动，诗仿佛写的就是身边最普遍的生活情景，但那种对往昔、美好事物珍视的温暖情怀仍然令人心动。《这世界还欠我一个命名》（潘洗尘）不过就是诗人心理意念的瞬间闪现，作者是用善良、痛苦、血乃至生命奉献的好人、诗人，却“只求这世界还我一个简单的称谓/这称谓/只须从一个孩子的口中呼出/——父亲”，简单的生存愿望，因接通了人类经验和情感的深层，触及了生命中最柔软也最深重的精神伤痛，最能击中人心。特别是经历了**、海啸、雪灾、地震、奥运、共和国60华诞等大悲大喜的事件之后，诗人们的精神伦理上扬倾向更加显豁，他们在诗中对地震、雪灾中人的命运和苦难的抚摸，对底层人类生态的持续关注，在放射人性、人道光芒同时，甚至使诗获得了介入现实、针砭时弊的行动化功能。如《五月的咏叹》（雨田）蕴蓄着一种人类的大爱，一种精神的担当与人性的抚慰。大难过后眼睛“充血”、箫声“哽咽”的灾民，“并不绝望 那个从外地打工回到山村的人/他从废墟中挖出的那把镰刀和锄头已经磨得闪闪发亮”，地震能撼动房屋，却撼不动民族向上的精神信念，他们从痛苦的废墟中站起的身影，使顽韧和希望的含义获得了新的诠释。“多少铁片制品是留下多少指纹/多少时光在沙沙的消失中/她抬头看见，自己数年的岁月/与一场爱情，已经让那些忙碌的包装工/装好……塞上一辆远行的货柜车里”（郑小琼《表达》）。诗显示出对人类的命运担待和遭遇关怀，女工青春的现实是寂寞与忙碌生活的二重奏，爱情和青春只能在机器的流水线上被吞噬和埋葬。钢铁与肉体两个异质意象并置，外化出青年女工忙碌、寂寞而悲凉的残酷现实，赋予了诗歌一种无限的情绪张力，其对人类遭遇的关怀，愈衬托出底层百姓命运的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