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论北京历史名城保护与发展 历史名城保护工作

　　演讲者：吴良镛　　演讲地点：国家图书馆　　演讲时间：2010年04月14日　　北京要终结“同心圆”模式，形成多中心的城市新格局。　　北京城是干百年来由中华民族的心血所凝聚的瑰宝，是世界上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城市。保护好旧城及其遗产，具有伟大的政治文化意义，也体现了世界的期望。北京，还是国际、国内、本市多种多样活动的中心，上千万人民生活于此，是充满活力的大城市。因此，城市本身具有“保护”与“发展”的双重任务。因此，北京城市规划发展必须用最高的标；隹，体现先进的科学、先进的文化。
　　北京是世界上仅有的将城市规划学、城市设计学、风景园林学与建筑学融成一个体系，凝聚在个城市中的杰作。
　　北京历史名城价值的再认识
　　(一)北京城的历史价值
　　从中国城市发展史来看，北京可以称之为“中国古代都城的最后结晶”。秦、汉大统政体初建，秦咸阳、汉长安还不能在都城建设上有太完善的规划。东汉洛阳开始有轴线的布局，至曹魏邺城，宫殿与居民区全然分开，宫前建有宫门，主殿面对长街，在宫前长街两侧集中布置衙署等。后世历代都城既有继承，又根据具体情况有所发展，唐宋变革，文化繁荣，商业发达，都市生活丰富，延至元明清，都城形制更趋成熟。从世界城市发展史来看，北京是少数最大的城市之一。有学者统计，从1450年到1800年间，除东罗马的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在1650年到1700年间一度领先外，北京一直是“世界大城市之最”，直至1800年才为伦敦的崛起所取代。因此，有西方学者称“北京是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一个卓越的纪念物”，对这个评价北京是当之无愧的。
　　(二)北京城作为设计典范的价值
　　从建筑学的意义看，北京是世界上仅有的将城市规划学、城市设计学、风景园林学与建筑学融成一个体系，凝聚在一个城市中的杰作。世界上只有局部的例子，但从没有像北京这样全面而完整。现代中国，其他古都均消失了，仅仅留下了一些痕迹，而在地面遗存中，北京是惟一最集中、最完整的范例。历史上北京旧城也有过破坏与变化，主要是改朝换代时人为的，但之后都得到了修建并恢复其完整性。
　　过去100年，在激烈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中，中国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是史无前例的。近半个世纪来，除了少数学者对北京的历史发展研究做出独特的贡献外，我们对北京城市规划光辉历史价值的研究和贡献显然太少了。宣传、保护力度太不够了，这是我们建筑学人引以为不安的，甚至是痛心的。-
　　都城作为首善之区，在建设思想、规划设计科学与艺术上首先应坚持最高标准，立于世界都城之林。今天尤其不能丧失对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价值的基本认识，我们眼见北京城在这个大发展的洪流中日受影响，仍然需要坚定不移地相信它的文化魅力，在今后发展中精心地继承和发展它的精华。
　　解放初期，“梁陈方案”在当时的情况下未被采纳。现在旧事重提，目的重在进一步明确过去被忽略了的、未被理解的基本原则。
　　对“梁陈方案”的再评价
　　讨论建国初期规划，不能回避“梁陈方案”问题。我无意为其翻案，但是它内在的核心原则，今日仍有阐述的必要。因为“梁陈方案”所遵循的本是历史名城规划的普遍原则，其价值在于符合“保护历史城市另辟新区扩建”这样一个规划建设的基本方式。建设新区对于城市发展来说既省钱，又具有相对较大的自由度，可以避免陷入原有城市的复杂矛盾之中。这几乎成为中外历史上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基本规律。
　　从中国城市建设的历史看，传统城市的发展有放弃原有城址另觅新址的，如唐长安城放弃汉长安旧址：有呈同心圆式向四周扩张的，如后周汴梁及宋东京(开封)：也有更多的城市采用在原地的 侧另辟新区扩建的，如明南京建都之初在原有城市基础上向东发展另辟皇城区；元世祖忽必烈在当时东北郊另经营新城，即元大都。这种新区偏向旧城一侧发展的形式，其优点在于对原有城区无须做太多变动，而新区的发展可以根据现实的需要，布局较主动。
　　从世界城市建设的历史看，国外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例如：巴黎在保护旧城区的同时，一方面加强周边新城的规划建设，并从20世纪70年代起将城市主轴线继续向西延伸，规划建设了德方斯商务金融区。另外，罗马从20世纪40年代起规划建设了新城，伦敦从80年代起规划建设的道克兰滨水码头区等，都对原有旧城区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于北京来说，从建国开始，是采纳“梁陈方案”另建新区，还是“以旧城为中心发展”是北京城市建设的两种方式、两种途径。
　　对于北京这个文化古都，从建国开始至今都存在着“保护与发展”这一基本矛盾，并且矛盾越来越尖锐。如果这两者基本上不在同一空间上发展，矛盾就会简单许多。
　　对此，包括对“梁陈方案”，从来未作认真的总结，而是回避矛盾，避免触及，甚至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成了学术上的禁区。
　　需对过去的实践作科学的反思
　　建国60多年来旧城基本的矛盾就是企图在同一空间上既要保护旧城，又要建设现代化的城市(对现代化从来理解不一，对旧城就更莫衷一是)：既承认它是伟大的遗产需要保护，又强调要改造，还期望“现代化与历史名城交相辉映”等等。理论上似很辩证，几十年来的实践结果却矛盾重重。对此，包括对“梁陈方案”，从来未作认真的总结，而是回避矛盾，避免触及，甚至相当个时期以来成了学术上的禁区。这在过去“左”的路线下并不难理解，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太大了。
　　城市规划是经验的科学，是基于实践，理性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联系历史，认识现实，预测未来的科学。如果对过去的实践不作科学的反思，则是非不明，也就难以正确发展——这正是我们的城市规划学术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当然这种情况本是全国的现象，由于首都的特殊性，涉及历史人物的特殊性，过去难以正面触及，但现在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总结了，而且已不难总结了。
　　回顾历史，在过去60多年，北京旧城遭受过三次大拆改
　　第一次拆改是建国初期的20世纪50年代，延续至60年代彻底拆除北京城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