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未来新入口_“以‘我’为主”迈向新的辉煌

　　中国话剧的百年，形成了有我国历史和文化特点的传统，即：1、战斗的传统，2、不断民族化的传统，3、以现实主义为主体，多种美学原则和创作方法多元并存。4、以“我”为主借鉴、吸纳外来优秀文化、艺术的传统。百年来，中国话剧的先驱者和几代话剧艺术家为发展中国话剧艺术，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中国人民和中国戏剧史将永远记住他们，在这其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奠基人和几代艺术家也为此做出了有自己特色的贡献，中国人民和中国戏剧史也将永远记住他们。
　　北京人艺“话剧艺术中国民族学派”的成就
　　1952年在筹建北京人艺时，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四巨头”在讨论如何形成剧院的艺术风格时，有过“42小时的谈话”，在这“42小时的谈话”中表达了他们的共识，就是：1、首先是坚持生活是艺术创造的源泉这个基本原理，认真地深入生活；2、全面、辩证地学习、运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3、同时，认真地继承和吸收民族戏曲的艺术规律、表现方法，包括我们民族的文学、绘画、书法、音乐、舞蹈、曲艺等等，兼收并蓄，熔于一炉。导演焦菊隐、夏淳、欧阳山尊、梅阡等带领着当时的中青年演员一起建造了“人艺”的艺术理想。
　　1957年和1959年先后演出了郭沫若先生的《虎符》和《蔡文姬》，焦先生把戏曲的表现手法和语汇“化”进了话剧舞台艺术的创造之中，使北京人艺从理论到实践迈出了中国民族表演学派的第一步。焦菊隐、夏淳、欧阳山尊、梅阡等老一代艺术家本身都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戏曲和文学、艺术的修养，在舞台上二度创作郭沫若的历史剧时，他们不仅重视戏曲的“唱”、‘念’、“身段”与“动作”美的学习与借鉴，而且沉进去从根本上对中国戏曲艺术中的“神与形”、“似与不似”、“虚与实”以及“情与理”等中国戏曲和中国文学艺术的美学原则作深入地探究与继承。
　　1958年3月，北京人艺演出了老舍先生的《茶馆》。《茶馆》是一部内蕴丰厚的舞台艺术作品：严格的现实主义与中国戏曲传统美学的风韵相结合，它把“人艺”在此以前的美学追求和导演、演员的现实主义基本功力集于一身；既有深厚的传统，又有新意；既是民族的，在当时又是现代的。《茶馆》不仅是“人艺”在五十年代艺术追求的总结，而且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北京人艺作为一个上演“郭”、“老”、“曹”为传统的剧院，既有《雷雨》、《日出》、《北京人》蕴涵诗情、诗性的现实主义；有老舍《龙须沟》、《骆驼祥子》和《茶馆》描写古北京市井生活、富有乡土诗情的倾向着写实风格的现实主义；也有郭沫若历史剧《虎符》、《蔡文姬》、《武则天》演出所形成的：在现实主义基础上融合了中国文学、戏曲传统美学、气度恢弘的浪漫主义精神；在上演《带枪的人》、《海鸥》、《哗变》、《伊索》、《洋麻将》等外国经典剧目时又能胸襟开阔地借鉴、吸收其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中有价值的艺术观念及美学特征；还有一批如、《明朗的天》、《烈火红心》、《红岩》、《年青的一代》等现代剧目体现了北京人艺的时代激情。经过几十年的艰苦跋涉，也经受过暴风雨的磨难，使“人艺”的演出贴近了我国观众的审美取向。这是“北京人艺”几代艺术家创建中国的、民族的艺术学派的基本原则。也可以说，这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艺术风格和美学传统的“基石”！在这“基石”上，“北京人艺”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提供了一批优秀的舞台艺术作品，培养了“人艺”自己的两代、三代表演艺术家，他们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用自己的舞台实践探索民族化，又能胸怀开阔的借鉴与吸纳外来的理论和方法；是他们撑起了“北京人艺”这座恢弘的艺术殿堂；而且培养了几代具有健康审美的观众。
　　新时期北京人艺的发展
　　曹禺同志说：“北京人艺绝不能仅成为保留剧目的博物馆。”他说：“我们需要不同的艺术风格、不同风格的剧本来丰富这个剧院的艺术，这将使剧院不致陷于死水一潭。”他还说：“这个剧院当然不抛弃自己通过艰难困苦、奋发创造才获得的所谓北京人艺风格，但我们绝不拒绝新的创造来发展、滋养我们的传统”。
　　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随着我国思想解放运动及改革开放的大潮，在我国文学艺术战线上出现了一个称之为“新时期”的“探索与革新的”发展期。新时期，在我们戏剧这条战线上：戏剧文学家及导、表演艺术家主体意识的觉醒，艺术思维的活跃以及美学原则与演剧观念的超越，使我国新时期话剧舞台艺术在全国，普遍迈入了话剧发展历史的新阶段，出现了多种可贵的创造。
　　在这种文学、艺术“改革”、“开放”的大潮中，1982年冬，“北京人艺”的《绝对信号》第一次以实验性的小剧场形式在我国剧坛出现。这个戏以心理逻辑为主，运用意识流方法把人物的回忆、幻象与人物的现实生活相组接，把人物的内心生活和心灵的隐秘外化为直观的舞台形象，它是在继承“北京人艺”艺术风格基础上的创新，《绝对信号》的出现带动了中国小剧场戏剧的发展。
　　1986年深秋，《狗儿爷涅》演出了。在《狗儿爷涅》中，编导者努力突破传统话剧的封闭结构，引入了小说的叙述性因素，加强了人物心理流程的揭示。不仅展现出一个痴恋土地的农民的心灵真实，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我们历史、民族文化的内蕴。编导者把戏剧新观念的追求，和“人艺”美学传统的“基石”相融合，给新时期戏剧的探索和实验以启迪。
　　在这一时期，在首都剧场还演出过几台中国和外国的舞台艺术作品，“人艺”的艺术家以开阔的视野，把西方的现代戏剧的观念、艺术方法和审美视角引入了自己的实验，给新时期的戏剧探索带来了冲击力。“北京人艺”，这个“学者型”的剧院走向了新的时代！
　　迈入新世纪的“北京人艺”
　　进入新世纪，“北京人艺”也出现了勃勃的朝气。这个时期的演出不少，我用《雷雨》第三代版的演出作例：在《雷雨》第三代版演出的导、表演及舞台呈现中，让观众领略到曹禺著作现实主义诗性的弘扬，这是二度创作者们对经典著作美学特性的敏感。这台《雷雨》的演出对“人艺”的观众来说既是陌生的，又是熟悉的。观众感到“陌生”，是让他们看到了一组年青表演艺术家的新面孔。他们的舞台形象好、台词功底比较深，而且戏演得热情。他们学习了“人艺”前两代表演艺术家的艺术创造，也结合他们自己对原著的解读，各有自己的侧重体现；观众感到“熟悉”，是因为观众从他们的表演中隐约地感觉到“人艺”老艺术家五十年的舞台表演艺术的财富，潜移默化地进入了年轻演员的创造。这一切传递出了“‘人艺’在前进”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