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场域关系影响下的舟山渔民画 舟山渔民

　　内容摘要：从古代船饰画演变而来的舟山渔民画经历了三十几年的风风雨雨，从发展之初的星星之火到现如今的小有成就，只靠一支淳朴的笔，一张白净的画布，和着中国第一缕曙光，大海的奔放，原初的简朴，舟山渔民画家们书写着属于他们的绚烂篇章，已然成为了发展海洋产业文化的领军。舟山渔民画和所有的艺术文化一样，都存在于渔民画作为一个特殊的场域，其中包括外力（政治、经济、文化）场域的影响，其自身内在场域的因势而变，各种力量交织成巧妙的关系网络，形成一个力场迂回地参与了社会权力的再分配，并以此影响渔民画的发展趋势。此间，渔民画所呈现出的象征资本及文化资本的合理配置问题，以及场域间的斗争关系引发的渔民画的“雅”“俗”定位最终指向艺术合法化地位的争取，舟山渔民画借助场域中的各种关系网探索出一条契合自身定位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场域 资本配置 区隔 舟山渔民画 生存境况
　　海天壮阔的舟山群岛，留有众多的历史名人、大事的痕迹，有春秋吴越之争吴王夫差的传说及遗迹，有秦朝徐福奉命采药求仙，炼丹修道的安其生，东渡扶桑的鉴真和尚，在日本弘扬观音文化并被尊为“国师”的普陀山高僧一山一宁等等。据史书记载和出土文物考查，早在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朝代，舟山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曾创造了神秘灿烂的“海洋河姆渡文化”。时至至今，在开发海洋经济的时代，舟山渔民画作为后起之秀在众艺术形式中异军突起，成为新进时段的民间艺术活跃分子出现在世人眼前。
　　从1984年舟山地区文化馆为活跃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开始通过群艺馆培训1500余位从来没有拿过画笔的渔家子弟抓笔绘画到今天的获奖累累，舟山渔民画的发展也见证了海洋文化的兴起与发展。舟山渔民画既继承了传统的海洋文化，又发扬新的现代气息，也主动为舟山地区经济、文化的竞争抢占了制高点。
　　但是对于舟山渔民画的研究，至今仍基本停留在局部切入的层面，鲜有深入细致的全面分析，就目前有关渔民画的研究现状来看，大部分已有成果多以简单描述的形式探讨了渔民画的审美特征、艺术特质或有关其发展和保护等方面的问题，我们认为，如此研究还远没能充分地揭示或还原渔民画创立、发展的成因及其原初语境，而舟山渔民画自身所独有的创作实践与发展轨迹却明显地呈现出了由政治权力、经济导向、文化资本、社会资源等多重影响因素所构成的一种复合交互关系，这种复杂胶着的关系网络一方面确实限制了对舟山渔民画的深入研究——这种情状在其他有关当代民间艺术（如金山农民画）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往往使研究者无从下手，仅止于局部的分析或简单新闻式报道，然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它又构成了舟山渔民画创作实践的一种“制动系统”，以一种类似于力场的方式作用或反作用于绘画本身，成为深入系统地研究渔民画所不可回避的重点所在。这种铺张于舟山农民画创作实践与发展过程当中的复杂关系网络同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有关文化实践分析性研究中提到的文化或艺术生产的场域关系模式[1]似有高度的暗合，因而场域理论和“场域”概念也就显得颇为契合舟山渔民画复杂性的特点，可以作为全面研究舟山渔民画的一种系统的概念与分析工具，由此更好更深入地解读舟山渔民画创作、发展所处的特定语境，并对之前研究加以补足。
　　渔民画作为一个单独的绘画样式，首先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置于复杂的权力场域中，其中包括艺术家自身场域、政治场域、经济场域、文化场域等的影响，最终集结为权力形式作用于渔民画的发展方向。
　　艺术家自身场域包括艺术家内在的禀赋、气质和生活情境与创作语境。舟山渔民画源起个体行为，是一种单向形式。画家个体在创作环节上作用巨大，而决定他们创作、欣赏和诠释文化艺术产品能力的恰恰是特殊个人才能和天资，这些也同时决定他们能以多大的程度积累和获得那些表示他们的声誉的象征资本总量，决定他们所占据的公认地位。由于艺术场域的特殊性，使得在其中斗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靠个人特质的质量，天赋，声誉威望及在特定场域中采取的策略。
　　政治场域的影响日渐突出。自2011年7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舟山群岛成为继上海浦东、天津滨海和重庆两江后中国设立的又一个国家级新区。加之海洋经济的发展，海洋文化被定性为舟山产业转型的重要支柱，由此，政治政策干预的声音被日渐放大，这为渔民画的发展注入了强心剂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程式化。创作有了外在政治干预的声音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干扰并很难保持初衷，作为渔民画的发展，将出现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正如布迪厄所说的：“强加一个区隔的视域的权力，也就是说，使原本固有的社会区隔清晰可见的权力，乃是最重要的政治权力，是操纵社会的客观结构的权力。”[2]
　　经济权力之于艺术，一定程度上来源于画家进行艺术生产的首要物质条件。画家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利益首先是作为驱动力铺垫着画家脚下的路。出于对生存的考虑，画家不得不积极改变自身的因素，在生存与创新中寻找平衡点。因此，经济场域对舟山渔民画的发展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发展过程中，许多新的艺术形式被不断创造出来。如普陀东极岛画家采用纸版画的方式，将渔民画的稚拙更显到位，在色彩上也是渲染有加，更为凸显画作的层次性；岱山的画家们将拓、印、描等手法并用于同一幅画作，使画面制作更为精致，更加赋予艺术可观性；嵊泗岛画家们则利用布面油彩效果表达对渔民画的理解……这些变化从不同程度上适应了市场的需求，在某种层面上，受者自身喜好获得最大满足，而画家也因其获得相应的收益，其中包括名与利，这种双向发展的模式适合画家在谋求社会资本和象征性资本中得到了共赢。
　　对于文化场域的理解，不仅包含当代文化价值的因素，也包含传统民俗因素文化的各个组成因素，在同一时间阶段中受不同场域的影响，以不同的程度的方式表现出来，并在创作过程中为不同的角色所运作。首先舟山作为画作呈现的空间结构，其得天独厚的环境氛围为渔民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其次，自1988年3月起，文化部命令舟山市定海区、普陀区、岱山县、嵊泗县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至今为止，共有300余幅作品分别在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德国等国家展出，具有一定的海洋文化交流价值。再次，具有一定的文化艺术收藏价值。此外，舟山渔民画正逐渐发展成为舟山的特色文化产业，具有一定的文化产业经济价值。舟山市政府把构筑“海洋文化名城”明确列入“十五计划”，2001年9月20日，中共舟山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了《舟山市建设海洋文化名城纲要（2001—2020年）》，将舟山发展文化产业作为舟山建设海洋文化名城的“突破口”，将“文化产业兴旺”作为总体目标之一。2005年9月16日，舟山市委又作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海洋文化名城的决定》，也将发展海洋文化产业和生产海洋文化精品作为重要内容和目标。通过海洋文化名城的建设，把海洋文化提升为其主流文化，官方政策的引导使之向文化产业的方向发展，将渔民画的保护作为一种城市品牌形象的象征来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将渔民画的价值作了官方定义，有了官方话语权的支持，渔民画的发展便有了坚实的后盾。渔民画领军人物开始在多处设立创作基地，沈家门、六横、虾峙、蚂蚁岛、朱家尖、东极等六个乡镇街道还分别组建了渔民画队伍互相交流取经；在（原沈家门第四小学）开设渔民画特色班，为舟山艺术特色的传承做保护。2006年，舟山渔民画被列入舟山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