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津”寻踪] 宝藏寻踪

　　【摘要】　初唐王勃名作《杜少府之任蜀州》诗题、五津向有争议，蜀学大师王文才先生曾对蜀州沿革和范围作过详考，经考证五津在蜀州境内，而非被人误解的远至乐山犍为，杜少府往任之所也就在蜀州境内的某县，故而王勃送别友人之地就在附近之成都而非长安，诗题当然是“蜀州”。经推测杜少府极有可能出成都西门，过“五津”之首“白华津”前往蜀州属地的。“白华津”可能就是今温江三渡水，此为成都至江原(今崇州)大路之渡口，清康熙前成都至崇州、邛州驿路均由此渡。故有诗人“风烟望五津”的描写。
　　【关键词】王勃研究；五津寻踪；诗题解疑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2-0134-6
　　初唐王勃被高宗废黜后，曾客剑南，在此完成了其名作《杜少府之任蜀州》，后世影响极大，原诗是：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首诗有几处疑点，即诗题、五津、蜀州。笔者认为解答“五津”为首要，它是打开所有疑窦之钥匙。“五津”确切的范围，必须辩明，它可解开杜少府往任之所，也可判定送人的出发地是在成都而非长安，进而可辩明“蜀州”与“蜀川”的正讹。
　　前代与近代学者钱谦益、陈寅陷“以史证诗”，“文史互证”的治学方法，给我们启示，在理解古人时，必备基本文史知识，以古人的生活环境去揣摩还原。但今人理解“五津”之误区，往往以现代地域观念，甚至行政区划去解释，或采古人材料，以今人的地域思维，去穿凿古代的地域范围。如广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刊载了《蜀川与蜀州辨考》。
　　该文一是“揆诸史实”，蜀州设于王勃死后十年，故诗题不可能称用“蜀州”；二是臆测“似‘蜀川’一名其地理范围就是指嘉州之地”，川中乐山，这样杜少府往任之所就在乐山，五津就扩大到了今乐山犍为；三是既已认定蜀川为乐山，却又矛盾地判定诗题“‘蜀川’就是指蜀郡”，“秦灭蜀，改置为蜀郡，郡治即在嘉州”，众所周知，蜀郡就在成都，因此作者为了自己错误的历史地理逻辑，又不合史实地穿凿出“后移到成都”；四是针对近人有诗题“蜀州”为“眉州”之讹的说法，作者又认为“虽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迂回改字，故所不取”。
　　从以上几点看出作者并不了解蜀郡和蜀州的历史，以为蜀郡原在嘉州，“蜀川”亦在乐山一带，这样就把诗圈定在乐山，相应地，作者也就认为近人蜀州为眉州之误也是不无道理的，只是不该改字。对此，笔者认为正确的做法是，以古代地域观念、材料去详加稽考、还原。
　　唐诗注本注“五津”一律采用《华阳国志·蜀志·蜀郡》卷三材料：
　　“其大江自湔堰下至犍为有五津：始曰白华津，二日里津，三日江首津，四日涉头津，……五曰江南津。”
　　许多论者多结合今日行政区划地图加以推测，如上述《蜀川与蜀州辨考》的作者就把“五津”从灌县(今都江堰)推至今犍为的疆域，扩展至数百里，找一些材料穿凿比附，纸上谈兵，进而认定诗题当然是“蜀川”，泛指今乐山一带，而非“蜀州”了。这是因为对“五津”范围妄加扩大的错误。甚至连“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郁贤皓主编)也犯了三个错误，一是语焉不详，“五津：岷江从灌县到犍为县间的五个渡口。”解释或已扩大到今乐山境内；二是教材的诗题用《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显然割裂了“五津”与“蜀州”的关系，他们或许不知道“蜀川”与诗中的“五津”没有任何关联；三是认定送杜少府“时王勃在长安”，为什么不能在成都送人呢，显然“长安送人’说，还缺乏令人信服的必要证据。笔者认为仅利用旧材料，作想当然推考，也是不靠谱的，如果他们能作实地考察，或会修正盲误，改变观点。笔者作为崇州人，常年往返于崇州、新津一带，十分熟悉实情，结合史料作了实考。
　　“五津”在哪里?应在古江原县境内，从今崇州市至新津县的金马河(岷江)段，约为七十里范围，因为江原县包含了岷江中段的全部水系，也可以说江原依傍岷江而成。
　　从蜀州历史沿革及辖地范围，证明蜀州与王勃诗题“蜀州”有密切关系，而今人行用的“蜀川”泛称之说，根本是不解蜀地史隋的无稽妄谈。
　　笔者参考了蜀学大师王文才先生的《六朝江原故址及侨置郡县考》，又对《崇庆县志》、《新津县志》材料作了认真爬梳。崇庆县(今崇州市)《元和郡县图志》“蜀州”总叙云：“《禹贡》梁州之域，秦灭蜀为蜀郡，在汉为郡之江原县也。李雄据蜀，分为汉原郡，晋穆帝改为晋原郡。后魏平蜀后，移犍为郡理此东三十里，因省晋原郡以并之。”可见，秦灭蜀后置蜀郡于成都，崇庆则为蜀郡近邑。汉高祖元年，割大江(按：金马河)以西和今大邑县苏场以北地置江原县(治所今江源乡大庙村)。江原就是今崇庆县建置的初始雏形。可见汉江原县与成都之隶属关系。遗憾的是国内有人在辩蜀州与蜀川之争时，竟把唐蜀州(汉江原县)与成都首府(汉蜀郡)等同看待，认识本已错误，又拿来辩误，怎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呢?省外一些学者在研究王勃诗时，不知唐蜀州就是今成都近郊的崇庆县，自汉就归成都管辖，“蜀州”并非首府蜀郡之改名。因此有必要对汉江源、唐蜀州、宋崇庆的来龙去脉和地域范围作一梳理。
　　关于江原，东晋常璩最为权威，他即蜀郡江原县人，其《华阳国志》载“后有王日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日望帝。”郦道元《水经注》也载：“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号曰望帝。”两书所称“江源”，即今崇庆县。《县志》说，“原”与“源”通，时因误以为县域位于岷江之源，故名。江源即江原。
　　王文才先生据《南齐书-州郡志》考证，六朝时，江原县曾改汉原郡、晋原郡、晋康郡，领县有江原、临邛、晋乐、徙阳、汉嘉。从文才先生考证可见，江原管辖甚广。蜀郡江原作为常璩故乡，他最为熟悉，在《华阳国志》中记载江原的“五津”亦定是准确的，“大江自湔堰下至犍为有五津……”“五津”在江原境内确凿无疑。但今人则多以今天行政区划去看待古人的地域，故认为犍为在数百里外的乐山以下。在这里常璩所云的“犍为”即在江原辖区内。何以确定常璩所云“犍为”不是今天乐山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