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批评在知识和学理的天空滑翔]艺术批评学的价值有塑理价值

　　当前文学批评领域已经当仁不让地成为一个不同话语风格竞相展现的舞台，不同的批评家本着各自的生活阅历、生命体验、文学观念以及知识储备在此尽情地挥发。形形色色的批评模式里，侧重自我主观经验挥发的“六经注我”式有之，侧重借文学来捍卫某种外在价值理想的“文以载道”式有之，侧重对批评对象内在审美特质探讨发掘的审美分析式有之，侧重和批评对象之间的平等交流的对话式有之。作为近年文学批评领域成绩斐然的青年批评家，黄轶以关注内容的广泛以及内在精神的深度不断为人们瞩目。就研究内容而言，她批评的对象上起清末民初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初期的一些作家作品及创作思潮，下及当下正在发生和进行着的诸多现象；就内在精神而言，她的诸多批评往往总能深入地而不是泛泛地抓住一些关键问题进行阐发，既不乏自我感情的挥发，又有比较扎实的知识和学理的底蕴。更准确地说，作为有别于其他类型批评家的一种个人化风格，黄轶的文学批评特色整体而言正是建立在对知识和学理的倚重上的一种性情挥发。或研究热点，或臧否人物，或勾勒思潮，或剖析文本，她大都能既谨慎地坚守着知识和学理的边界，以知识为经、学理为纬，在思辨中让批评对象的学理脉络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并充分地展现着个人的至情至性，为当下文学园地里增添了一朵风姿独具的批评之花。
　　一、立足于融通的知识视域
　　与文学自身所具有的感性特质有关，比起一些严格讲究规范、积累以及系统方法的其他门类学术研究，文学批评的特点在于它入门的要求不苛刻，一个人只要对哪一个文学环节的整体或局部怀有某种观感，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畅所欲言地表达出来。这既使它可以不须背负各种过重的包袱而轻装上阵，畅所欲言，体现出一种与批评者原始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生气和朝气，也很容易沦为一种肤浅的情绪性发泄。即便一些批评者在主观上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批评行为，客观上也会由于知识结构的脆弱而观点学理性不足。回头看来，远的暂且不说，新时期以来曾在文坛上盛极一时的诸多文学批评话语，有多少不是“各领风骚三五天”而经得起时间的审视呢?文学批评缺乏知识和学理的足够支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目前看似繁花似锦的文学批评领域的致命隐忧，它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在急急忙忙传达自己审美经验的背后，一定要想法强化文学批评的学理品格。和那些即兴的、快餐式的批评截然相反，黄轶在这方面的表现是非常令人称道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她的批评通常是立足于融通的知识视域。
　　黄轶这方面特质的形成与其良好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训练有关。本来，在当下的批评家中，学院派出身的人们一般都或多或少地有重视知识结构和体系自我完善的治学倾向；在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专业背景的学院派批评家中，那些受过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方面整体系统的学术训练的，似乎在这方面的优势又略略大过专囿于搞当下批评的。这自然是我的一种直观的印象，可能不无片面，但也并非全无道理：宏观跨度的文学史治学训练更有利于给研究者打下良好的知识功底。黄轶走上学术之路之初，尽管已开始做了不少关于新时期以来文学现象的批评，如对铁凝《玫瑰门》中的司猗纹的分析以及对上世纪河南90年代城市小说的剖析等，其学术训练的真正完成还是博士期间。我注意到，黄轶博士学位论文做的是对清末民初文人苏曼殊的研究，苏曼殊的主要文学活动时期介于上世纪初到五四新文学运动爆发之前，属于中国文学现代意识萌动早期，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传奇的身世、亦俗亦僧的身份以及在文学、绘画、宗教等领域的多方面魅力，都使得对他的理解把握需要多方位整体系统的知识积累。黄轶选择了知难而上并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她对苏曼殊的解读充分体现了她系统的知识结构和良好的融通能力：不仅对影响苏曼殊人格建构的各种文化形态特质的把握都周到得体，而且对它们在融进苏曼殊的本体生命过程中如何彼此作用的阐释尤鞭辟入里。如她对早期身世经历给苏曼殊造就的“忧郁敏感自卑中含强烈自尊、自闭自恋自怜中夹杂自戕自欺愤世嫉俗的性情”的概括、对其后来“一直徘徊于佛门与红尘之间，集僧冰情火于一炉”的人格特质的剖析，皆非单凭感性的泛泛而论，而是建立在充分的资料基础以及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的丰厚知识根基上的综合判断。另外，她对苏曼殊的解读完全是放在文学发展演变的整体视野下的，不管是对其文学创作审美价值的阐释还是对其翻译作品价值的解读都注重从文学历史发展演变的宏大知识场域寻找其价值定位。《现代启蒙语境下的审美开创》一书便是他研究苏曼殊成果的结晶，其成就正如书后面所附评论的总结：“本书从宏阔的视角对苏曼殊的创作和翻译进行归纳，尽力还原和探索作为作家的苏曼殊在20世纪初中国文学形态从古典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文学影响，并对其重要的文学史价值提出理论批评。”学术成长过程的治学训练不只为黄轶奠定了整体知识结构，还培养了她分析研究对象的知识视野和方法，它们为黄轶以后的文学研究及批评打下了坚实基础。
　　由于具有了坚实基础，黄轶在对包括当下在内的更广泛的文学现象重新进行关注时，都能自觉地立足于一种融通的知识视域。她所习惯的批评方式之一，就是将独立的研究对象放在古今中外各种相关的知识体系中进行充分考察，力图透过充满喧哗与骚动的表象辨析其发生发展背后的知识脉络。例如她的《新世纪小说“生态”书写视域的开创及其意义》一文在对中国新世纪小说的文学史价值进行评判时，即能够从容不迫地穿行于有关生态系统、生态主义、中外生态文学以及新世纪小说“生态”书写的本体特质、其与现代性、启蒙性等现代文学文化审美内核的对接等各种知识场域之间，高屋建瓴，提纲挈领，在娓娓道来中给人以知识的启蒙，让人感受到其判断背后丰厚的知识支撑。
　　二、以对专业理性的恪守来承担社会责任
　　文学批评的特殊性在于面对文学这一立体表现社会生活的审美意识形态时，毕竟不能仅仅停留在展现知识层面，还无可避免地要承担一份社会责任。批评家欲如何定位自己所应和所能承担的责任，这是很个性化的选择。有一些片面张扬社会责任的批评家尽管也在从事文学批评，但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活动缺乏足够的严肃和尊重，文学批评在他们手里不过是个可资利用的工具，为了某种外在的功利目标，他们不惜对批评对象随意进行夸大或曲解。在当下充满各种世俗喧哗与骚动、人文精神整体被边缘化的社会转型期，黄轶并不否定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我心中，他们总属于文化领域的精英，他们应该有百折不泯的现实参与精神和历史责任感，应该对国家对社会有着相当的文化担当意识”；但她又清晰地认识到，文学批评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不应该逾越一定的限度。她给自己的定位是不违背一个专业学者的本分，以对专业理性的恪守来尽一份社会责任。为了避嫌，她不喜欢用“知识分子”这个容易让大家和过多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的词汇来称呼自己，而喜欢使用一个相对单纯的“读书人”的称呼，“我只敢以‘读书人’自称……如今对我，‘读书人’，仍是一种逃遁，一种自嘲，一种自勉自励，一种自我警策”。西南联大时期那些在极端艰难动荡环境下静心向学、坚守读书人精神境界的知识分子则自觉不自觉地成了她的人格样板。她曾在一本书的后记有感而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