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与郭嵩焘] 严复故居

　　一个人的成长不是偶然的，而是需要条件，思想家也是如此。　　在伦敦，严复结识了大清帝国驻英公使郭嵩焘，并且得到他的青睐，与之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关系。　　严复与郭嵩焘，年龄、身份和地位都相差甚远。严复生于1854年，当时还是一个23岁的毛头小伙子；郭嵩焘生于1818年，当时已是60岁的老人，朝廷二品官员。但他们两人一见如故，而且越走越近，成为忘年交。严复后来把郭嵩焘称作“生平第一知己”。
　　严复受到郭嵩焘的赏识，开始自然是取决于他的表现，比如学习勤奋，知识渊博，思维敏捷等。但更重要的，还是他对世界、对时势的见解。换句话说，是年轻的严复口无遮拦的谈吐，让思想上高度孤独的郭嵩焘感到欣慰，因而把他看作同道。
　　当时清国驻英使馆刚刚设立，郭嵩焘的外交事务并不太多，严复和他的同学们到达伦敦之后，节假日无处可去，便成了使馆的常客。郭嵩焘也高兴与年轻人交谈。
　　关于严复与郭嵩焘的交往，早先的记述都很简略：
　　《清史稿》说：“侍郎郭嵩焘使英，赏其才，时引与论析中西学术同异。”
　　严璩的《侯官严先生年谱》说：“湘阴郭侍郎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见府君而异之，引为忘年交。每值休沐之日，府君辄至使署，与郭公论述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
　　郭廷以先生编《郭嵩焘先生年谱》，写下了这样的话：“先生尝与严宗光（复）论析中西学术政治之异同，往往日夜不休。……究在何时，不详。”郭廷以编：《郭嵩焘先生年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二十九。
　　在郭嵩焘日记发现之后，细节就不难看到了。根据郭嵩焘日记，他们的交往应该是从1877年5月13日开始的，也就是严复到达英国的第三天。这群留学生跟随李凤苞到使馆拜见郭嵩焘。当时，郭焘嵩对严复并无特别印象，日记只是记下了“李凤苞带学生十二人来见”。此后的几个月，他们并无来往，但郭嵩焘显然已经知道这个名字，因为他在与英国方面交涉的文件中，多次写下了“严宗光等”。根据钟叔河先生的研究，郭嵩焘此时对严复已有初步了解。
　　二人之间的直接接触是从1878年2月2日开始的。这一天是光绪四年正月初一。进入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的六名中国学生一道来到坡兰坊（Portland Place）45号的使馆给郭嵩焘拜年。郭嵩焘亲切接见了他们，并设宴款待。席间，郭嵩焘详细询问了他们的学习情况，他们认真做了回答。严复的谈吐引起了郭嵩焘的注意，是因为他讲到了自己上课时发现的情况：在英国教官上的“野战筑城”课上，他们所有的学生都要为自己挖一个单人掩体，“人执一锄，排列以进，限一点钟筑成一垒，约通下坡凡三尺，可以屏身自蔽。至一点钟而教师之垒先成，余皆及半，惟中国学生工程最少，而精力已衰竭极矣”。严复认为，中国学生之所以挖得特别慢，原因就是从小不锻炼，所以身体素质特别差。从这样的上课情况，严复发现了中国教育的差距。郭嵩焘一边聆听，一边赞叹，把严复的谈话写进了日记，并且评论道：“严又陵谈最畅……其言多可听者。”
　　同年3月12日，郭嵩焘在日记中记下了严复对张自枚（字力臣）《瀛海论》的批驳。张在文章中认为中国不宜修铁路，也不应造机器，理由是铁路和机器都会导致人的懒惰和淫侈，败坏民风。严复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西方有，中国不必傲以无；西方巧，中国不必傲以拙；人既跨骏，则我不得骑驴；人既操舟，则我不得结筏”。郭嵩焘对此大为赞赏，认为“只此数语，掉磬已尽”。郭大使的确很兴奋，因为面对这样的青年，他似乎找到了同道。
　　1878年4月9日，是郭嵩焘60岁生日。严复等六人前往使馆祝寿，郭嵩焘留他们一起吃饭。严复滔滔不绝，向郭嵩焘讲述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因为受到赞赏，第二天严复又独自到使馆与郭继续交谈。两人论及国事，严复认为：“中国切要之义有三：一曰除忌讳，二曰便人情，三曰专趋向。”郭嵩焘把这话写进了日记，并且评论说：“可谓深切着明，鄙人生平所守，亦不去此三义，而以是犯一时大忌，朝廷亦加之贱简，谁与知之而谁与言之！”《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3页。由此可见，郭嵩焘至此已把严复引为后生知己。
　　几番往来，两人成了忘年交。严复常到使馆去，而郭嵩焘无不接见。
　　1878年5月30日，郭嵩焘亲自到格林尼治看望留学生，“先至严又陵寓所，又陵出示测量机器数种”。严复还给郭嵩焘讲了牛顿见苹果落地而悟出地心吸力的事。郭嵩焘这天的日记很长，写了两千多字。
　　郭嵩焘对严复的好学非常欣赏，并嘱咐他把所见所闻写进日记。严复三天后就向郭嵩焘出示了自己的《沤舸纪经》，郭嵩焘认真批阅，并且做了节录，如“论扬子江沙线”、“英医言养生”、“铁船之弊”、“论炸药力”等。这应该算是严复早年著作，但没有留存下来，却因郭嵩焘的节录而保存了一些片段。
　　1878年6月，严复等人通过皇家学院的考试，结束了课堂学习。按照计划，下一学年将上军舰实习。郭嵩焘照会英国方面，方伯谦、何心川、叶祖圭、林永升、萨镇冰五人按原计划上军舰实习，而严复则在海军学院继续学习。
　　那个假期是轻松而愉快的。严复和他的同学们游览了欧洲不少地方。7月初，郭嵩焘应邀参观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他又把严复等人带了去。
　　7月8日，郭嵩焘在日记中记下了与严复的谈话。严复从博览会带回了一份《修路机器图说》，根据资料向郭嵩焘介绍了西方修建立交桥和改善道路交通的情况。其中说道：“火轮车、马车道路，交互上下，不相悖害。城镇行者如织，并出车路两旁，铺石高寸许以示别。长途因火轮车之利，无担负者。”由严复的介绍，郭嵩焘立即想到了立交桥背后的政治制度，他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西洋于此穷极推求，而国家不敢擅其威福，百官有司亦不敢求便其家。即平治道途一节观之，而知天维地络、纵横疆理，中国任其坏乱者，由周以来二千余年无知讨论，此亦天地之无如何者也！”《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4—565页。
　　郭嵩焘也曾详细考察英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卫生各领域，对英国的“君民兼主国政”、民选市长、政府办事要顺从民意等特别感兴趣。他希望把这些先进的政治制度引进中国，自己却年事已高，而且仕途坎坷。看到这个24岁的年轻人有非同一般的清醒和过人识见，在郭嵩焘的内心深处，不能不怀有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