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作为官员的成就【北宋官员苏轼的经济状况探析】

　　[摘要]苏轼为官时期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朝廷提供的俸禄，除此以外，还有朝廷的赏赐、使用公使钱、朋友的馈赠收入等。而到了贬谪时期，朝廷提供的俸禄很低，近乎绝俸。无论是在为官时期还是在贬谪时期，家庭日常生活消费是必须的，为官时期文化艺术活动多于贬谪时期，贬谪时期的住房支出和交通出行支出又多于为官时期。经济上出于赤贫状态的贬谪生活，却极大地影响了苏轼的思想和文艺创作，促使其思想成熟、心态旷达和艺术创作升华。
　　[关键词]苏轼，经济状况，收入，支出，影响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6-0007-06
　　学术界关于苏轼的研究著作可谓浩如烟海，但大多数都倾向于苏轼的诗、词、文、书、画艺术创作及思想，而对苏轼经济状况的探寻，却触及不多。究其原因有二：一是相对于苏轼丰富的文学创作史料相比，反映他的经济状况的史料不多；二是，囿于“君子固穷”“君子耻谈义与利”等传统观念，研究文人，尤其是苏轼这样的文人，如从经济人手，似乎有损于他的人格尊严。然而，不可回避的是，苏轼的经济状况，尤其是贬谪前后经济状况的明显不同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思想状况，并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因而，本文以期从经济视角对苏轼，进而对北宋文官研究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笔者之所以选取个案，主要是由于经济状况的好坏既与官方所提供的待遇有关，同时也与个人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支出有关，有着群体特征的同时，也有着个体差异。如果想从整体上把握北宋文官的经济状况，就须先从个案研究人手，抓取上层、中层、下层官员中的典型代表进行比对，最终方能从整体上把握。因而，笔者本文先从中上层官员苏轼的经济状况开始探寻。
　　苏轼从1061年即他25岁时走入仕途，1079年乌台诗案发生，被贬黄州，1086年还朝，1093年被贬惠州，后贬儋州，1100年遇赦归来于次年去世。一生经历宦海风波，仕途大起大落。为官鼎盛时为高太后的座上客，仕途失意时渡过琼州海峡到达了中国最南端的海南岛。随着仕途的大起大落，笔者将从苏轼的收入、消费等方面探寻其经济状况。
　　一、苏轼为官与贬谪时期的收入状况
　　(一)苏轼为官时期的收入状况
　　苏轼为官时期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朝廷提供的俸禄，除此以外，还有朝廷的赏赐、朋友的馈赠、使用公使钱收入等。
　　第一，苏轼的主要收入——俸禄
　　宋代文官的俸禄收入分为正俸、加俸和职田三类。正俸主要包括俸钱、衣赐和粟禄；加俸中最重要的是职钱，是“宋初主要加给带大学士等职名奉差遣外任的官员，元丰改制后普遍加给在京职事官……随月支给，是正俸以外的～项固定收入”，加俸中还包括一些钱物补贴，即给予随从的衣粮供应，是中书、枢密、宣徽、三司及正刺史以上的官员享有的待遇。较低级的官员可以得到随从的餐费补贴等。钱物补贴还有茶、酒、厨料、薪、蒿、炭、盐以及马匹饲料供应等；职田是中国古代官员按品级分给田地以充禄米的一种方法。职田多是外任时期官员的收入方式。因此，“京官俸禄主要由俸钱和职钱两项构成，地方官员俸禄主要由俸钱和职田收入两项构成”。
　　北宋官员的俸禄发放中，一直存在“除百钱”和实物折色等问题，实际俸禄所得往往低于理论数字。如景德四年(1007年)九月诏：“自今掌事文武官月俸给折支，京师每一千给实钱六百，在外四百，愿给他物者听。”从中可以看出，在景德年间俸禄发放中，俸钱占60％，实物发放占40％。这种情况，在北宋都是很普遍的现象。因而，文官实际俸禄是低于理论收入的。
　　第二，苏轼的其他收入——接受赏赐、馈赠和使用公使钱等
　　北宋朝廷赏赐官员的现象非常普遍，苏轼接受朝廷和皇家赏赐的机会也比较多。如治平三年六月(1066年)，苏洵去世，赏赐家人“缣、银各二百”，即赐缣帛二百匹，白银二百两。一两银子大约就是1千(贯)钱，二百两银子大约就是二百千(贯)钱。在当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赏赐。在苏轼为官鼎盛的元祜年间，更是时常得到一些赏赐，如元柘三年(1088年)十一月一日锁院，上赐宫烛法酒；元祐四年，以龙图阁学士除知杭州，上赐对衣金带马表；出郊未发，朝廷置酒相慰，赐龙茶、银合等，慰劳甚厚；元祐七年，苏轼到兵部尚书兼侍读任，上赐对衣金带马。马是宋代官员出行的主要乘载工具，此时苏轼曾六次上《谢赐对衣金带马状》，而且他还将朝廷赏赐的玉鼻梓赏赐了门生李廌。
　　公使钱又称公用钱，是各级政府机构的日常办公费用。主要由地方自筹，不足部分中央拨款。公使钱主要用于外来官员的迎来送往、本地官员的置酒张乐和办公用品的采购，以及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等。公使钱定额因州郡大小而不同，同时也受官与职分、职与事分的官僚体制的不同而不同。宋代虽然规定了公用钱管理制度，如官员不能用公用钱回易、不能擅用公使钱等，但是由于制度方面的缺陷，将公用钱假公济私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苏轼也不例外。因而，公使钱收入对于苏轼经济状况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苏轼在杭州戏呼杭倅为“酒食地狱”，据《萍州可谈》卷三载：“杭州繁华，部使者系在州置司，各有公帑。州倅二员，都厅公事分委诸曹，倅号无事，日陪使府外台宴饮。东坡停杭，不胜杯酌，诸公倾其才望，朝夕聚首，疲于迎接，乃号杭倅为‘酒食地狱’。”如果说，此种情景属于公使钱的正当使用的话，下面的记载就不应该是公使钱使用的范围。据《挥麈录·后录》卷六载：“姚舜明庭辉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乃事东坡先生，云：公春时，每遇休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饭毕，每客一舟，令队长一人各领数妓，任其所适，晡后鸣锣以集之，复会望湖楼或竹阁之类，极欢而罢，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烛以归，城中士女云集，夹道以观千骑之还，实一时之胜事也。”这是闲暇时候的聚会，但规模如此浩大，绝非苏轼用自己的官俸进行的消费。也就是说，虽然笔者现在还没有发现苏轼将公使钱据为己有的资料，但公使钱为苏轼频繁的宴饮雅集活动提供了充分的经费支持，在苏轼的经济活动中应该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另外，苏轼从步入仕途开始，名气渐大。或由于朋友之谊，或由于感佩其才华，抑或出于别有用心，苏轼接受的馈赠也较多，如来自驸马都尉王诜的馈赠就很多，据《乌台诗案·与王诜往来诗赋》载：“熙宁二年，轼在京受差遣，王诜作驸马。后轼去王诜宅，与王诜写作诗赋，并《莲花经》等，本人累经送酒食茶果等于轼。当年内，王诜又送弓一张，箭十只，包指十个与轼。”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在京城时，接受了王诜的诸多馈赠，有茶、药、纸、笔、墨、砚、沙皮鱼、紫茸氍翠藤蕈等。熙宁五年王诜赠苏轼官酒十瓶、果子两筇。熙宁六年春，轼为嫁甥女，问王诜借钱二百贯，其年秋，又借到钱一百贯，自后未曾归还。熙宁八年，王诜送苏轼官酒、果子、药等物。“当年，有秘丞柳询家贫干轼，轼云：“检校官例折支，多得退酒袋”是指官法酒用余之废袋抵薪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