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觉愚公梦 十年一觉精英梦

　　2009年元旦，拙著《中国站起来》出版。不少人认为这是一本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书，有的人见我书中还谈到国家利益问题，更是不能容忍，那意思好像国家利益就是统治集团的利益，只有统治集团才会、才应该关心国家利益。他们纷纷将我命名为民族主义者或者国家主义者。甚至不断有人用充满困惑的眼光问我：你的思想是怎样发展到这一步的?似乎颇有恨铁不成钢之慨。
　　这个问题要从两面讲，一面是我对社会内部不同阶层文化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的领悟，另一面才是对于国际社会强国与弱国之间、文化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的领悟。我首先关注的，恰好是第一个方面。所以，在我表现出民族主义倾向之前，我其实颇有点像自由主义者所标榜的那种状态，对中国社会的强权及其文化权力保持批判的锋芒。不过我实在不愿意自称自由主义者，我宁愿将我这种倾向命名为底层主义倾向，因为我是站在底层立场，对强势群体的文化权力予以质疑。底层主义倾向只是我杜撰的一个词，翻译成学界流行词，就是民粹主义倾向。
　　一年以来人们已经给我扣上了好些“主义”的帽子，我这里又自称有民粹主义倾向和民族主义倾向，真是找死啊。最近不断有贤达人士声称，必须高度警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合流的倾向，好像这两个主义都是洪水猛兽，比殖民强权、甚至比他们天天诅咒的专制集权更加十恶不赦。那世界上什么主义才是利国利民的好东西呢?当然是那些诅咒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人所要推广的主义啰，那才是春风雨露，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妙药啊。
　　课堂上为什么不讲我母亲的文化与宗教我为什么瞧不起母亲的宗教信仰
　　我母亲是江西省鄱阳湖北岸山区最普通、最善良的一位乡村女性，一生喜欢拜菩萨。我刚刚记事时，正赶上“文革”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乡村的所有文化习俗都在破除之列。母亲当然不敢在生产队长的眼皮底下拜菩萨，于是多次结伴到十几里路之外的荒丘野谷求神拜佛，那个地方原有一座蛇王庙，后来庙宇被毁，但是据说灵验依旧。
　　我十来岁的时候，因为患有龙身疮，跟着母亲和其他香客一起去蛇王庙求过仙丹。我发现那不过是树底下随意码放的几块砖头，根本没有菩萨塑像之类，当然更没有庙宇。因为庙宇在政治运动中被拆除，香客们就到那个废墟上举行他们的宗教仪式。
　　后来读书生涯中，那些研究中国宗教的精英学者告诉我，中国是儒道释三教并立互补的国家，我据此将我母亲的宗教，理解为佛教。因为她自己把自己的宗教行为，称为拜菩萨，而“菩萨”，不就是佛经中翻译过来的词语吗?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鄱阳湖北岸的乡村地区，重建寺庙的风气渐趋热烈。我们村里很穷，建不起大庙，我的父母和一位族叔领头募捐，在村西头建起了那座一人高的土地庙。我母亲每月初一、十五都去上香磕头。母亲总是说，她拜菩萨的时候，家里老老小小每个人的名字都要念到，生怕落下一个。母亲的拜菩萨因此跟我产生了命运的关联。
　　有一年我回家探亲，遇上母亲邀伴到村西小庙烧香。我前去为她们拍照片。她们的仪式完毕以后，我进庙拍摄神龛里的菩萨塑像。
　　出乎意料的是，那菩萨竟然是一段五官模糊、一尺来长的木头。
　　我问母亲这是什么神?
　　母亲说，这是老嘎嘎。
　　老嘎嘎是我们那里对老爷爷的尊称，意思相当于可敬的老人。母亲只知道老嘎嘎是我们村里的一位祖先，这位祖先究竟什么身份，究竟是如何成神的，我母亲没法说清楚。
　　母亲补充说，这尊菩萨不是老嘎嘎的肉身菩萨，而是从香火堂捡来的韦陀菩萨。咱们村的香火堂，原先是祖堂兼神庙。除了供奉祖先牌位，还供奉三将军(张飞)和老嘎嘎，以及这尊韦陀菩萨。我估计还同时供奉着观音菩萨或者弥勒菩萨，否则这尊韦驮菩萨就不会出现，他只能做佛教诸佛菩萨的护法使者，而不应该做三将军和老嘎嘎的护法使者。这些复杂的问题，我母亲不甚清楚。
　　“文革”时期，三将军和老嘎嘎的神位被砸烂，这位韦陀菩萨也被人丢在什么阴暗潮湿的角落，寂寞十几年。直到那年建庙，人们才找到这尊韦陀菩萨，当作老嘎嘎的肉身，供奉在这里。面目模糊即系木质腐烂所致。
　　那一天我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将会改变我一生的文化立场，因为心灵的变化总是慢慢完成的。
　　那一天我只意识到自己有两个发现，第一，我发现我母亲不是佛教徒，可是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母亲既然拜菩萨那就肯定是佛教徒。母亲虽然年轻时拜过观音菩萨，可是自我记事以来，她没有一次有机会祭拜观音菩萨，所拜全是诸如老嘎嘎、土地神、蛇王等等民间神祗，这些神祗跟佛教八辈子不沾边。
　　第二，我发现我对父亲母亲的精神世界和宗教信仰原来一点也不了解，而且也从来不想了解。不但不想了解，我在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按照书文上的说教在批判他们的信仰。我跟鲁迅和毛泽东一样，一直把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们的信仰，看作迷信。我从书本上学的东西越多，越认为自己很有学问，就越加坚决地否定父老乡亲们的信仰和习俗。鲁迅小说《祥林嫂》中，叙事人对祥林嫂捐门槛是那样蔑视、鄙视；《孤独者》中，主人公魏连殳对于村里人的葬礼仪式，更是怀着刻骨仇恨。我像鲁迅笔下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一样，常常针对底层群体的宗教信仰，骂他们愚昧无知，骂他们封建迷信。
　　所不同的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骂的是他们的下人，诸如阿Q、闰土、祥林嫂之类，这些每天给他们挑水、种地、舂米的劳动者；我骂的是我的父母，那每天挑水、种地、舂米将我养大成人的人。
　　很显然，我发现的这两个问题，乃是我的两个错误。迷信：我母亲对自己信仰的命名
　　我年轻的时候，先是在高校学习“汉语言文学”，后来在中学担任语文教师。我自以为很有文化，回到村里老是居高临下地打量村里的习俗和仪式，对母亲烧香拜佛也颇不以为然，甚至曾经想对母亲的宗教信仰产生某种影响和引导。
　　那时候我想引导母亲皈依基督教，尽管我自己并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在文化上对基督教怀有莫名其妙的好感。
　　我们村有一位前辈读书人，比我父亲略长几岁，民国时期就是赣北地区著名的基督教领袖，担任过赣北基督教会副委员长。1957年当了右派之后，一心在生产队长监督下劳动改造，从来不谈上帝或者撒旦之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算是赶上了他的好时代。经过官方允许，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耶稣堂。每到周日，附近村里到他家做礼拜的老弱病残女，络绎不绝。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过他们的活动。我不知道那些老弱病残女跟上帝究竟有没有交流，倒是这些教徒之间具有的相互交流非常宝贵，他们借此具有了群体认同，缓解了内心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