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戏剧膜拜诗歌的仪式|下列关于戏剧中仪式

　　“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更远的地方更加孤独更加自由” 　　――《太阳・弑》中,青草、吉卜赛的合唱 　　 　　十年前,北大哲学系教授陈嘉映先生在看过北大戏剧社和五四文学社为纪念海子逝世十周年而演出的《太阳・弑》(1999版)之后,写下了一篇评论《海子的诗歌帝国》:“老实说,这出戏对于一般观众来说显得比较晦涩,对于我们时代轻松的气氛来说显得有些凝重和做作,但是无论如何它是一次相当成功的演出。”
　　用这段话作为本文的开头,并不是想用“权威”的“盖棺定论”为十年后再次上演的饱受争议的《太阳・弑》(2009版)来正名,而是想说:十年前就已经“晦涩”、“凝重”、“做作”的演出,在十年后,和已经更加“轻松的时代气氛”愈发遥远了。说白了,海子的这部诗剧《太阳・弑》,与当下这个时代的距离,比十年前更远了。
　　1999年,为纪念诗人海子逝世十周年,北大戏剧社和五四文学社共同创作了海子的诗剧《太阳・弑》。这是海子长诗《太阳七部书》中的一部,也是海子诗作中最适合改编成戏剧演出的作品。当时的主创都是在校的学生,也是两个文艺社团的骨干,分别是中文系的博士、五四文学社的诗人冷霜,历史系的硕士、北大戏剧社的孙柏和马上要从信息管理系本科毕业、到处找工作的我。改编的工作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完成的,导演则是我和孙柏,而演员都是北大戏剧社的学生演员。当时的我们,怀着对海子一腔的尊重和怀念,怀着对诗歌和戏剧的热爱,就不知天高地厚自信满满地搞起了诗剧的创作。我们用了20天的时间进行剧本改编、用了40天时间进行排练,而且整个创作过程也全部是利用大家的业余时间进行的。我们于1999年的“未名诗歌节”上压轴演出,在北大贝公楼演出了两场。
　　第一次把《太阳・弑》搬上北大的舞台,应该还算是成功的。能够容纳800人的贝公楼礼堂,两场演出座无虚席,燕园里的很多学者、教授、老师、学生都来观看了演出,观众中还有很多校外诗歌爱好者和戏剧工作者。当时的一个中央实验话剧院的老师,看了我们的演出后很兴奋,称赞我们演出的水平完全不亚于中戏学生的毕业大戏,而且建议我们把这个作品拿到社会上进行公演。开始时我以为这个老师只是在用这种方式鼓励我们,但没想到后来竟然又两次找到我们,很认真地谈论继续演出的事。那个时候,我忽然感觉到,我们可能真的做出了一部好戏。但由于当时主创和演员都是北大的在校学生,进行商业性的公演实在不现实,那个想法最后只好作罢。
　　但是那些鼓励和肯定,让我从十年前《太阳・弑》在北大的演出之后,就开始在心里暗暗下了一个决心:一定要让海子的这部诗剧再次上演。
　　光阴荏苒,倏忽间,十年过去了。这十年中,我从北大走到了中戏,从一个IT白领变成了戏剧导演。当我从中戏导演系研究生毕业之后,就开始了专业的戏剧创作,几乎每年都有一、两部作品面世公演。但我从未忘记过《太阳・弑》。当时演出的很多画面、很多场景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从唯美而动人的诗句,到舞台的仪式色彩,再到充满形式感的画面和调度,还有稚嫩的表演,都时常让我莫名的激动。很多当时的遗憾、疏漏和不足也一直在我的脑海中不断修正、丰富、调整和酝酿。终于在2009年,决定将《太阳・弑》再次搬上北京的舞台。
　　十年之后,当时的三个主创孙柏、冷霜和我都已经是大学教师。我们三个人讨论了好几回,发现这部作品再次上演的意义,除了是对诗人海子的纪念和致敬之外,就只剩下对艺术的实验探索和对美学本体的追求了。因为这部作品离我们的生活实在太过遥远了,它和当下社会几乎没有任何的关系,甚至和我们的时代是相悖的。
　　再次将《太阳・弑》搬上舞台,还是遇到了很多困难的。一开始,我们希望能够在十年后的2009,以纪念海子逝世二十周年的名义将此剧再次上演。但是,和很多文化机构、演出公司和戏剧投资人联系后,都没有得出结果。大家的态度基本一致:海子是值得尊敬的,《太阳・弑》也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但是这样的演出是卖不出票房的,大多数观众现在是不喜欢看这么严肃的戏剧作品的。很多富有演出运作经验的朋友也给了很好的建议(这些朋友大多是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的兄长):找一两个明星演员加盟,这样既能有票房保证,也能达到比较理想的艺术水平。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因为说这些话的人,都是这个时代的佼佼者,都是掌握着演出资源的成功人士,而且其中的一些人过去也曾经是文学青年、艺术青年甚至诗人。而“80年代”是诗人、思想家和爱国青年的年代,是海子的时代,是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时代,而当年“浪漫的”、“英雄的”诗人和青年们早已经不在了。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无法也无权做任何的批判,只能无奈地承认,那个时代离我们已经很久远了。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和讨论,最终我们还是放弃了商业演出的模式,参加了2009北京青年戏剧节,并且作为戏剧节的开幕演出和观众见面。这次的工作周期基本上还是两个月,20天左右的剧本改编,40天的排练。演出一共六场,在北京东直门外的蜂巢剧场。
　　十年后能够再次排演《太阳・弑》,还是挺兴奋的,但是我们也深切地知道,我们面临的困难也是很大的。当年在北大的演出能够得到一定的好评和认可,与当时演出的观众整体素质是分不开的。而这次的演出不可能像当年那样,由北大学生、教师和了解崇敬海子的诗歌爱好者为主。很多在当时观众面前就显得艰深晦涩的内容,估计在今天就更难被理解了。为此,我们将《太阳・弑》的故事线索梳理得更加情节化,以方便更多的普通观众能够看懂,但这样的改编多少是违背了海子本意的。因为他在开篇提示中就写道:“非情节剧,程式和祭祀歌舞剧……”估计海子是希望人们在看戏时更多将注意力放在诗歌语句本身、放在诗剧营造出的宗教仪式氛围上。就像陈嘉映老师在《海子的诗歌帝国》中说的那样:“就情节而论,《太阳》与传统的古希腊悲剧没多大区别,但是其表现方式完全是现代的,也就是说,戏剧并不按照自然时间组织情节,而是由一系列暧昧而神秘的片段暗示情节,在这些片段中,海子的诗句象金子一样闪闪发光。”
　　这一次的改编同样没有按着自然时间组织情节,而是按着逻辑关系进行了情节化和清晰化梳理,但就算这样,后来的演出过程中也还是有很多观众表示看不懂和理解不了。“从没见过一部戏退场的人有那么多!”这是一个普通观众在看完这版《太阳・弑》演出后,在网上发表观感时最大的感触。这也是我在排练的过程中就已经预料到的结果。但是,我已经不能再妥协了!排演《太阳・弑》这样的作品,我首先是要对原著海子负责,其次才是对观众负责。如果一味迎合观众的审美习惯和口味,那就悖离了作者的原意,我导演的也就不是海子的诗剧《太阳・弑》了。中戏的沈林教授说过:“观众不是上帝,上帝才是观众。”尤其是海子的这个作品,它的写作对象更像是一种“上帝”的存在。这部作品本身所蕴含的美学张力是饱满而强烈的,它的仪式感和宗教情怀,容易让人产生一种神秘主义和原始主义的超验崇拜。很多时刻,来自原始的声音力量(诗)和行动力量(舞)将整个舞台幻化成一个祭祀的场所,达到一种近乎迷狂的、无法进行理性判断的表演状态。
　　这种看似模糊的内容和暧昧不清的形式呈现,除了对观众是一种很大的考验外,在排练过程中,对于演员也是极大的挑战。和十年前相比,这次的演员都是专业的话剧演员,表演水平和素质都可以说是一流的。但是,面对《太阳・弑》这部强大的作品,大家多少都显得有些“内力”不足。整个排练过程中,充满了各种疑问、不解、障碍和对抗,有些时候搞得演员都近乎崩溃。很多情况下,演员都是并没有完全理解和消化,就被我(导演)强迫着按照剧本要求和导演构思“盲目地”、“被迫地”执行。
　　记得十年前,《太阳・弑》(1999版)演出结束后,一个演员跑来问我:“导演,这个戏到底想要讲些什么呀?都演完了,我还没搞明白呢!”我忘了当时自己是怎么回答的,但记得当时我心里想的是:“不明白就对了!”骆一禾说,“《弑》是一部仪式剧或命运悲剧文体的成品”。而命运悲剧最大的特点或者说最高要求就是:剧中人物无法把握自己、被冥冥之中无形的力量所控制和引导,最终走向毁灭。这种悲剧的主人公往往都是有着一个美好愿望和善良的初衷,但最后都不知不觉、或者不得已地走向了灭亡。这种主观意愿和客观结果的相悖离,就是形成“俄狄浦斯式”悲剧的必要条件。而演员在创作过程中能够明白原作和导演意图是好事,但如果不明白,却也能完全按照要求表演到位,也是一种“宿命”的状态。演员的这种“被作品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暗合了人物“被命运控制”的关系,同样能够达到作品气质上的高度统一。
　　实话说,今年演出的《太阳・弑》,在编导和呈现上,与十年前的那部相比,并没有特别大的突破。创作的主题、思路和表现形式基本都延续了当年的想法:同样运用古希腊歌队的形式,同样的运用面具进行表演,同样的加入“扭秧歌”等中国元素。不同的是这回的演员都是专业的了。但是在很多细节上,我们做了更加成熟的设计。比如,将王座和断头台合二为一,使得权力象征和国家机器在舞台上达成了一种残酷的艺术化转换;强化了舞台行动的仪式感,让整个作品的宗教气质更加强烈;在舞美和灯光的技术层面加强了氛围和气场的营造,使得观众不得不置身于遥远的幻境。
　　当年,我们在《太阳・弑》的节目单上印着海子的这么一段话:“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个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十年之后,我们再次上演。我在“导演的话”中写下了这么几句:“这是一场戏剧膜拜诗歌的仪式,是一次血对土地的残酷杀戮,是一个世纪忘却另一个世纪的祭祀。”
　　关于海子,关于这部诗剧,很多人可能都已经淡忘了,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唯一被世俗社会接受的诗句“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更多时候被滥用在房地产的广告语中。如果有人,能够因为这部剧,回过头去读读海子的诗歌,对于我来说,就已经很高兴了。而对于读了海子诗歌的人来说,我相信,他一样会很满足。
　　陈嘉映先生说:“《太阳》就像巴比伦的太阳神庙一样,精巧、牢固、充满了魔力。诗歌帝国建造起来了,在帝国的宫殿中,巨大的魔力使一切的人与物都沉睡在宫殿的里面,使他们永远无法走出暗红色的宫门……一个人能在时光无情的流逝中修建起这样一座宫殿,无论如何是件值得一提的事情。”
　　还是让我们忘了海子,忘了《太阳・弑》吧。在这个时代,容易被遗忘的东西,才有可能成为永恒的东西。
　　
　　邵泽辉:北京理工大学艺术教育中心
　　栏目策划、责任编辑:张慧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