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小品【晚明小品之争】

　　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晚明小品之争，对当时散文创作与明代散文研究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论争聚焦之一：《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现代社会思潮、历史环境、知识分子价值追求及对传统文学接受态度的改变，都是促使晚明小品之争产生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论争爆发的导火索是周作人对晚明小品的推崇。“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初，周作人就有意在散文上开辟一条新路，认为新文学可上溯到晚明散文，并将这一观点搬到辅仁大学讲堂，不久讲义刊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书中将公安、竟陵派及明末文学引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来源，这构成了晚明小品论争的一个中心议题。周著还提出了一些引人争议的说法：胡适的“八不主义”即公安派“信腕信口，皆成律度”文学主张的复活；晚明文学运动与“五四”文学运动的主张和趋势都很相同，胡适、冰心、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俞平伯、废名的作品与竟陵派相似；“五四”用白话的主张也只是从明末的主张内生出来的。周著出版后，林语堂、郁达夫、刘大杰、朱维之、任访秋等人纷纷撰文表示支持。林语堂《新旧文学》称周作人表彰公安派、竟陵，真正找到“现代散文之祖宗”。1933年4月和11月，在《论语》上发表《论文》和《论文下》，强调“性灵”二字不仅为近代散文之命脉，也将启现代散文之绪，“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林语堂大力鼓吹明人小品的“闲适”和“个人的笔调”，对文坛和批评界造成很大的冲击，加上明人小品出版风气日盛，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阿英不赞同周作人之论，1933年9月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读〈狂言〉》，反对把“五四”新文学说成是公安派运动的复活，认为二者“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周作人“奇迹”发现所用的不少力量实际上是“浪费”的。阿英更反对把明末散文渲染为“闲适”，在《自由谈》上发表《吃茶文学论》《明末的反山人文学》《清谈误国与道学误国》，在《人间世》上发表《嘿与谦》，强调时代与晚明已颇不相同，推崇明代散文应是个人的事。对阿英的见解，陈子展赞同说：“今人论到明末文学的，就我所见的而说，不能不算是只有他最能搔着痒处，接触历史的真实了。”（《公安竟陵与小品文》）鲁迅对过分渲染小品“闲适”表示忧虑，批评将明人小品当作“小摆设”的习气（《南腔北调集》）。论争形成赞扬与攻击的两派，有人用“骂”和“捧”来形容。
　　论争聚焦之二：《袁中郎全集》的重印。1934年，林语堂倡议重印《袁中郎全集》，刘大杰担任编订，在郁达夫等人帮助下，全集陆续刊出。林语堂、郁达夫、周作人、刘大杰的序文各抒己见，其有关评论，构成了晚明小品论争的一大高峰。林语堂《有不为斋丛书序》为“闲适”作辩护，并解释何以要谈明人小品，是因为这些文章正如周作人所说的“那样底旧而又是那样底新”。郁达夫《重印袁中郎全集序》认为三袁振衰起绝的功业堪比韩愈，袁中郎的诗文表现性灵，还有翻印的价值。刘大杰《袁中郎的诗文观》也认为中郎顺应变通之理创造了“新的浪漫文学”，中郎作品与理论“货色虽为旧，但是他那种文学革命的精神，还是新的”。周作人《重印袁中郎全集序》再次强调公安是明季“新文学运动”，认为重印很有意义，同时指出公安派反抗正统派，引起我们的同感，但我们无意“复兴旧朝的香火”。阿英《袁中郎全集序》指出世人误学袁中郎，中郎未曾忘却“时事”，文学上如此，政治上亦是如此。
　　论争聚焦之三：小品年。1934年和1935年是小品文盛行的两年，以至一些学者感叹说“小品年”了。1934年的争论，已引起了整个文坛和学术界的关注。第二年，卷入论争者数量进一步增多。陈望道主编的《小品文和漫画》（生活书店，1935年）是太白社创刊半周年之际的征文，专门开辟园地，供发表争鸣意见。集中共收58篇文章，作者包括茅盾、鲁迅、吴组缃、郁达夫、叶圣陶、丰子恺、王任叔、唐�、臧克家、许钦文、柯灵、徐懋庸、柳亚子、周谷城、许杰、伍蠡甫、陈子展、聂绀弩、曹聚仁、胡风、叶紫、郑伯奇等一时著名文人和学者，集中近三分之一内容论及晚明小品，各抒己见，将论争又推向新的高峰。茅盾《小品文和气运》表白不相信小品“应该以自我中心，个人笔调，性灵，闲适，为主”，他说“明人小品之特别被中意，就因为两者的社会气运有若干类同”，但类同之中仍有根本不同在。伯韩（姜琦）《由雅人小品到俗人小品》认为明人小品既有自由的、反礼教的一面，又有反映名士风流、绅士风雅的一面，有值得继承和提倡的，也有应该弃置的。熊昌翼《走入了魔道的小品文》说当今小品文坛乌烟瘴气，堕入“魔道”，周作人等人自己着了魔不算，还要旁人也发疯，“这不能不说是今日小品文坛上底罪人”。的确，周作人和林语堂对明人小品还有一些误解，且正如熊昌翼所指出的，他们推崇明人的作品，大抵“要提倡一种什么思潮，或者要做种什么文章”，而“先立起一块碑来”。陈子展《公安竟陵与小品文》明确而言：我们不会痛骂公安竟陵，把明朝亡国的责任轻轻地推到几个文人身上，可也不会“杜撰”一部中国文学史，结论归到“言志派是文学正宗，公安竟陵是言志派，‘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乃是继承公安竟陵的文学运动而来的”。为了反对周作人争“道统”，陈子展此前已撰《道统之梦》《文统之梦》《谈钟伯敬》等短文登在《自由谈》上，《不要再上知堂老人的当》刊于《新语林》，《呜呼才子》《谈古文与八股之关系》发表于《人间世》。他认为《叙小修诗》所论是“文化进步论”，不过公安作品未能与理论相合，论到“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倘非别有用心，就不必故意杜撰故实，歪曲历史，说是继承公安、竟陵而来（《什么叫做公安派和竟陵派？他们的作风和影响怎样？》）。
　　论争热潮的消退。1936年，晚明小品论争热潮开始消退，从朱光潜的《论小品文（一封公开信）――给〈天地人〉编辑徐先生》就可看到批评视野的转移，信中说：“说句老实话，我对于许多聪明人大吹大擂所护送出来的小品文实在看腻了。”朱光潜表白自己决不是一个恶意批评者，出于爱护朋友，所以建议让读者歇歇口胃。他说生在20世纪，硬要大吹大擂地捧晚明小品，不过是闹制造假古董的把戏。时局日艰，朱光潜感伤而言：“我回头听到未来大难中的神号鬼哭，猛然深深地觉到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时代环境间的离奇的隔阂。”（《我与文学及其他》）诚然，朱光潜、陈子展等学者不太重视明代散文，而他们关心现实和国家命运，反对过分渲染“闲适”。这类批评言论，虽然纷杂，但大抵阐释清楚了明人小品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事物，对小品研究与创作是有帮助的。小品论争与时局激变也使周作人发生了一些变化。
　　论争的后世影响。这场晚明小品论争，对当时的散文创作与后世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散文创作方面的影响，论者甚多，此不赘述。后来学者不断就小品论争发表评论。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的观点代表着20世纪60年代各种文学史的主要论调：“近代反动文人周作人、林语堂等曾利用公安派的‘有性灵文字’来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从而引导人们离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前言》认为林语堂等人提倡小品文，原无可厚非，可是在民族灾难深重之际，抬出中郎招牌，大谈性灵、闲适、趣味，是借以逃避现实、对抗革命。任访秋《关于袁中郎和他所倡导的文学革新运动》也认为林语堂企图借中郎的幌子“来引导青年逃避现实”，伎俩终被鲁迅识破。他不再赞同周作人的文学史观，称“五四”新文学“无须附会说是从公安来的，因为它显然是受着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潮，以及西方的文艺论与创作的影响，而与晚明文学是绝无关系的”（《袁中郎研究》）。然而，数年后这样说：“五四文学革命的渊源，追溯起来，应该是始于明末这次文学革新运动。”（《十七世纪初中国文学革新运动的倡导者――袁中郎》）这一评价又接近他在30年代的一些看法。夏咸淳认为30年代的晚明小品选本大都粗劣，一些人片面鼓吹其中颓放消极成分，理所当然受到鲁迅批评，但尔后很长一段时期文学界似讳言小品，这对深入研究古代散文非常不利（《晚明小品审美特征》）。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谈到晚明小品走出“文以载道”，以悠然自得笔调，漫话和絮语式形态体味人生，淡化了道统，增强了诗意。这大抵是认同周作人、林语堂的一些看法。又说晚明小品规模气魄、思想内涵、历史深度，难望传统古文项背，“晚明小品，尽管佳妙，毕竟还是小品”。这又近似阿英、陈子展、朱光潜观点的翻版了。章培恒、谈蓓芳考察论“五四”新文学与古代文学之关系，认为陈独秀提出“革命军的三大主义”，原与性灵说相通，从文学思想演变来看，中郎性灵说堪称陈独秀之论的滥觞，因此周作人称“五四”新文学是晚明文学运动的发展（《论五四新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当前的论争虽然不如30年代那样激烈，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晚明小品论争还将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