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仍面临哪些制度性难题? [乡村之变与文学难题]

　　―中国的乡村小说，在专业研究者那里，备受关注的是两个方面的创作：一种是依托于现代以来中国历史演变而构织乡村想像的长篇小说，具有史诗性的时空架构和寓言式的意义世界，而且习惯上，作家倾向于认为乡村史诗便是要写乡村之“变”。无论是上世纪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与彼时意识形态关系较为密切的作品，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柳青的《创业史》、赵树理的《三里湾》等等，还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以“人性”观念重建乡村历史并反思和反拨以往意识形态负面判断作品，如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及至晚近的阎连科的《受活》、毕飞宇的《平原》、林白的《妇女闲聊录》、贾平凹的《秦腔》等等，从广义的角度看，它们都在集中体现历史之“变”。只不过前者“过去”和“现在”构成“黑暗”与“光明”的二元对立，凸现的是其政治语义――社会结构发生的“翻天覆地”，结果一定是农村生活的改善，让人们明白“是谁改变了乡村”；而后者所要揭示的是在历史强力作用下本来应该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被异化为客体的过程性真相，所要探究的根本问题已经不再是由大事年表构成的顺时针的“历史运动”，而是“人心”和“世道”的复杂关联，有的甚至倾向于富有激情的“历史批判”，成为呈现“礼崩乐坏”历程的史诗和饱含忧愤的“人心”挽歌。后者跟前者比，视角的位移，带来追问方位的相异，“科技理性”发展观那种关于历史的无所畏惧光明向前的信条遭到了质疑，“人文情怀”的关于人际的关爱怜悯和人对命运、环境及未可知的事物的敬畏感有所浸润和加深，于是在“变”的历史中探寻可能“不变”的东西，渐渐成为小说在故事情节人物语言等艺术要素背后的文学意志。其实这方面，高晓声在20年前写的《李顺大造屋》就在表达这样一种乡村人“不变”的顽固意志，他用短短的篇幅维护着百折不挠的农民本能――生存。
　　但是，事实上，那些“史诗”型的作品，到了最近的《妇女闲聊录》《秦腔》这里，叙事的力量有所减弱，语势变得相对懒散，思辨的内在力量置换为某种过渡的呈现。
　　近10年来，还有一种是专事对中国乡村现状以一种“写实”的笔调进行虚构性叙事的创作，以中篇小说为主。
　　自从1996年出现了以何申、谈歌、关仁山、刘醒龙等人的作品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写作现象以来，乡村写实题材小说的醒目程度就一直没有减弱过。时下的乡村文学尤其是乡村题材小说，艺术上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足够的注意，但是总觉得在对新的变化的敏感度和乡村结构的深度探掘上用心用力不够。生存浮面上的悲与喜在农民身上已经足够活灵活现了，可是农家所赖以生存其间的乡村世界的秩序性、结构性变动的深在内容却更是罕有触及。经典现实主义文学所必备的人间关怀，我们并不欠缺；由“五四”而来的对乡村人群的集体启蒙传统也没有丢弃。但是，我们相对薄弱的是对表象背后人的意识、性格、心理的新发现，不仅如此，新的国家观念和时代生活给乡村的风俗社会所带来的伦理动荡和价值体现方式的激变，作家们几乎没有提供相对深刻的文学性呈现和思量，使得我们今日的乡村文学整体上显得轻飘油滑。
　　而在我的阅读中，李辉的中篇小说《村官》较有代表性。在某种程度上，小说《村官》里的次要人物村长身上，还是延续了已有的乡村写实小说的特点，没办法，大概想突破也难。不过在主要人物金水旺还有他的帮助教育对象麻老三那里，却呈示了弥足珍贵的分量。如果你先自以为它跟泛滥的“乡村写实”一样，是专写乡镇长的喝酒骂人招商引资强权蛮横和不得不以性行贿那些老套的故事，那就真是你的错了。原因是，这个中篇小说，在叙事风格、人物塑造特别是对迁变中的乡村社会的新矛盾新症结的发现方面，体现了创作者应有的机敏和洞察力，在目前的乡村文学平面上，它在主人公的选择上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于发展中的乡村的本质性变异的深度揭示，引人深思，甚至带有刷新乡村文学的意义。
　　所谓“村官”，在这部小说里，其实是指村治保主任。这个写实的形象及其常见的人事中所承载的几乎就是“新农村”隐秘的社会结构的基本因素，于是这个金水旺老汉的“公安”活动就显得不同寻常而且意味深长，作者经由这位“村官”的工作和心理遭遇对当今乡村生活的真相和实质进行了一次方位新颖的艺术观察。老汉既谨慎细心又豪侠仗义的性格活现于纸上的过程，牵扯到乡风民俗、传统文化心理和乡民自尊感等诸多方面，所以视线穿透了深藏于普通的乡村生活面貌之下名声和荣辱观念等更为坚固的精神层面。他对“执法”的理解更在于“情理”层面，他自己就像为乡间人际的稳定平安作调解保障的权威，它的身份作用类似于长期在乡民社会里掌控奖惩和公平的族长。这一类人物（还包括能够张罗红白喜事的“能人”等等）也许是乡村难以缺少的角色，他们以某种仪式感让人们有所敬畏，从而保持相对安稳的乡间生活秩序。正因为这种潜意识的存在，他质朴地认着死理，虽然心理上身体上连连受伤，但韧性却也愈发强劲，艰难不屈地把麻老三和秋英的老“案情”变成了新“姻缘”。小说最给人心灵震撼的地方是小说的最后，水旺老汉付出极大心血意欲重造“新人”的心意被彻底作废，麻老三故伎重演，权力与暴力角斗的生活重蹈覆辙。作为乡村“执法”者的水旺老汉抑制不住兴奋的成就感，只是来自终于使得麻老三和秋英成了婚这个乡间“大事”。沉醉的主人公像漫漫的乡村新生活长夜中曾经晃来晃去的手电筒一样，电量耗到了尽头。这个悲怆有力的“豹尾”，发生在热闹的结婚喜筵之上，钮支书的哆嗦似乎并不可怕，麻老三的“成熟”才是真正令人心生恐怖之所在。这部小说通过治保主任金水旺老汉与体制、与乡村阶层上下的关系和他执拗的性格也给我们以深深的启示。这个不尴不尬的小角色，它牵动着乡村的每一根敏感神经，也牵涉权力结构、村民生计、社会公平等等复杂而切要的现实问题。最普通的民众，他们的生存理想无疑只是安稳富足地过日子，而上述那些问题对稳定生活的撕扯，就纠结于这个负责最基层民众的安宁的治保主任身上。相比于那些村支书乡镇长，治保主任的视角，也许更加便于我们探照到藏在这个时代乡村生活的暗角里的奥秘。
　　乡村内在的变化蕴藏着许多待解的难题。一个是最基层权力的消解，从承包到取消农业税，基层干部的权限越来越小，老百姓完全可以不买账，发家领头羊的身份又不甘丢弃，于是最基层的腐败开始滋生，于是一些基层干部只能摆着某种架势利用工程招标等机会捞取好处，但也同时被另一种野蛮的力量所挟制；另一个更重要的变动，是法治介入与千百年来的伦理道德规约在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的碰撞与合并，出现了用于调解和管理秩序的手段的软化甚至双重失效，以至于像《村官》写的那样，本想学好的麻老三循环回黑老大式的生存之道，水旺老汉的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感化均告失败。
　　在农村，从宗族社会的伦理廉耻观念的规约、到政权意志行政手段的介入，再到法治社会的提倡，这个历史链条上，乡村人无不带有混合型的生存策略，而且，如何让乡村社会走向稳定发展而不是畸形混乱的轨道，我们无从知晓。当下我们的文学创作整体上对乡村现实明显缺乏深度探知的迹象。
　　法治社会的建构与中国乡村千百年来的社会结构的矛盾；村民与生俱来的情理认同方式及其复杂的生存经验和法理的矛盾；因基层权力阶层的腐败现象而导致农民对之厌恶甚至抵抗；来回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群体，它们抽空了乡村基本劳动力，同时带来了城市生存观念的冲击，它们见证并感受到了城乡差别，同时又使得乡村世界的人生观念变得夹生和离奇……这些都是乡村活生生的“现实”状态，我们的文学创作并没有足够地对此进行文学化的有如巴尔扎克式的“风俗史”般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