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精神”的当代价值】 赵树理精神

　　何谓“赵树理精神”？质言之，就是积极入世，坚持真理，服务人民。 　　芸芸众生，赵树理之所以能闻达于世、有幸成为一位被历史铭记的人物，主要得益于他独特的文学成就，而他之所以要从事文学创作，是为了觉悟广大愚昧落后的中国农民：“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赵树理之创作最具特色的是“问题小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我要写的主题。” “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度，应该把它提出来。”赵树理眼中的理想文学应是“政治上起作用，老百姓喜欢看”的文学，躲进象牙塔，无关社会人生，为艺术而艺术，抑或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这是为赵树理所不屑的。尽管赵树理并不排斥文学的审美功能，但他更视文学为改良社会、干预生活的利器。不论别的，单就赵树理的文学事业而言，赵树理积极的入世精神和强烈的人间关怀便可略窥一斑。
　　“五四”时期破土而出的新文学，虽在内容上是进步的，对农民有深刻的启蒙作用，但在形式上却完全脱离了中国农民的欣赏习惯、审美情趣，百姓们所喜闻乐见的仍是那些具有中国气派、中国作风，夹杂着封建意识的唱本读物和通俗小说。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背景下，有着新文学修养并曾经创作过新文学的赵树理毅然改弦易辙――走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之路，立志为占当时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民创作，用群众语言，写出群众生活，让老百姓看得懂，喜欢看，受到教育。为此，他创作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孟祥英翻身》等一系列与“欧化”味十足的新文学截然不同的大众化小说，使之得到了中国民众的空前欢迎，在穷乡僻壤不胫而走，被农夫村妇交相传阅。《小二黑结婚》等小说还被数以百计的剧团改编为形形色色的地方剧种，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当时群众迫切的文化需求。赵树理还巧妙地利用文艺这一特殊的载体提出工作中的问题，引导人们去解决它，在当年，小说《地板》和《李有才板话》甚至被列为干部学习的参考资料。对赵树理而言，写作不是目的，只是其实践人民利益的一种途径而已。赵树理以其别具一格的文学创作开辟出一个曾经辉煌过的赵树理时代。
　　赵树理曾有不少时间从事过报刊编辑工作。在编办刊物时，赵树理同样忠实地实践着人民利益。一是办出受群众欢迎的刊物。二是积极扶植工农兵作者，培养文学新人。三是热心群众文化生活。戏剧是艺术与群众直接结合的重要方式，而当时的农村剧团恰恰是太行区文艺工作的薄弱环节，赵树理全心全意地帮助农村剧团开展活动，如亲自动员在晋东南一带享有盛誉、号称“活罗成”的名角段二淼出山，为胜利剧团添彩，他还把原本名声很差的旧戏班子“富乐意”改造成了太行区最负盛名的农村剧团――襄垣剧团。
　　作为一名农村基层工作者，赵树理也总是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一是殚精竭虑，全力以赴。1946年，赵树理参加了武安县赵庄的土改工作，对于此段时间的工作，1947年9月4日的《人民日报》曾作这样的报道：“作家赵树理同志，今年以来，经常帮助驻村的群运工作。在改善干部关系，动员干部‘洗脸’时，他为了解决某一些干部积极分子的思想疙瘩，常给他们耐心的解释，甚至一连搞四、五夜……随时给群众讲理撑腰，打击地主；参加村中各级会议，给村干部帮忙。”二是实事求是，不计荣辱。赵树理曾以小说《三里湾》对农业合作化这一新生事物予以热情赞扬，而当他了解到农业社存在的严重问题后，又毅然致信长治地委负责同志，如实列举了粮食供应不足、缺草、缺钱、命令太古板、地荒了等严峻问题， 至于给《红旗》杂志的万言书《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更是勇气非凡。三是高风亮节，无私援助。赵树理一生节俭，但对群众之困难，总是慷慨解囊。为了支援家乡的建设，他把《三里湾》的部分稿费捐了出来；回到尉迟村，得知农业社因抗旱需要修一个水轮泵站而缺钱时，就主动捐献存款。当年《三里湾》完稿后，有三家出版社都想要出这本书，其中包括权威性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但作者却把它送到通俗出版社出版，目的是为了书的成本能降低一点，农民化的钱少一点，有更多的人能买得起……
　　赵树理已远离了我们，但赵树理之精神――积极入世、坚持真理、服务人民，却具有永恒的价值，它能穿越历史的时空而光彩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