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乡村的文学镜像] 别人看自己是镜像的吗

　　 湘西作家邓宏顺的长篇小说《红魂灵》所描写的故事是发生在中国边陲湘西一个小镇：一对流淌着相同的红色血脉，却交织着爱恨情仇的养父继子，相继执政湄湾镇，却凸现出完全不同的执政理念。在父亲肖山执政的年代，湄湾镇几十年山依旧，水静流；在继子肖跃进执政的改革开放时期，湄湾镇天动地摇，物是人非。作品通过湄湾镇这两代人两种观念的消长变化，形象地展现了中国乡村近半个世纪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变迁。肖山、肖跃进父子在情感和思想观念上由相互对立、相互隔阂到相互忍让、相互谅解、相互融通。肖山对肖跃进既有愧疚之心爱护之情，也有偏见之举打压之为：肖跃进对肖山既有杀父之仇切齿之恨，然而又怀有养育之恩培养之情。这种错综复杂的血缘姻缘关系和情感纠葛，导致了这两个人物关系具有多向组合的可能性走势。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将这一故事演绎成世俗的情仇故事，而是用自己对共和国血染的历史的理解，对改革开放给中国创造的奇迹的讴歌，为历史和时代记录了一颗具有很突出典型意义的“红魂灵”。更难能可贵的是，作家并不止步于此，他用肖山父子两代鲜活的文学形象，探讨了和谐乡村构建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性――从斗争走向发展，由发展求得和谐。这一主题的探讨，无疑为中国乡村小说创作拓开了一条新路，虽然这一探讨还显得比较朦胧和抽象。
　　关注现实、关注民生疾苦、关注历史发展进程，构建理想和谐的乡村图景，既是湘军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湘军创作的一大优势。当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文学应当成为和谐社会的镜像，并起到激励、引领作用。在乡村小说创作中，像邓宏顺这样，用自己的激情和责任，与时俱进自觉地实践这一方向，值得为此高声叫好。我们不妨稍稍回顾一下“五四”新文学以来乡村小说创作的脉络，更容易看清这一探索的价值所在。
　　纵观上世纪20、30年代出现的“乡土文学”和农村问题小说，40年代涌现的“赵树理方向”，新中国成立后17年农业合作化小说，以及新时期的乡村小说，不难梳理出这些小说几乎贯穿了一根基本线索：农民与地主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革命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这些建立在斗争哲学基石上的创作思维理念，几乎成为当时作家们的共性思维。尤其在写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的乡村小说中表现更突出。新时期一批现实主义乡村小说如《乡场上》《拂晓前的葬礼》《浮躁》《羊的门》《分享艰难》《走过乡村》等，表现的是农民同乡镇干部、基层政权的矛盾冲突。这些描写，虽然具有一定的生活基础和历史根据，但不难看出斗争哲学的痕迹。显而易见，这一创作思维定势，随着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转化，已经不适应表现转型期的现代乡村生活，更不适应表现和谐文化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活。目前，从斗争哲学向和谐哲学转变已具备了经济基础和政治保障，这就为文学的转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必然要促使乡村小说创作打破原有的思维模式和叙事模式。邓宏顺的《红魂灵》至少在处理肖山父子关系上，已经淡出了原来的思维模式和叙事模式，不是从两者观念的冲突中去强化对立，而是寻找两者在其精神上的相承相融相通之处，在化解矛盾平衡关系中凸显和谐和睦的重要与珍贵。其实，现代乡村小说也一直存在一些和谐理想与和谐的乡村镜像，沈从文、孙犁就是突出的代表。而在赵树理、周立波等一些当代作家的作品中，也潜藏着对和谐文化的追求和向往即憧憬祥和秀美的农村新图景。
　　从以往乡村小说所表现的主题来看，鲁迅小说揭示的是封建思想意识与农民的精神解放问题；革命文学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左翼乡村小说揭示的是阶级压迫和反抗斗争中农民的出路问题；《讲话》以后的解放区乡村小说揭示的是土地改革与农民的翻身解放问题；共和国成立后１７年乡村小说揭示的是农村集体化合作化运动同农民的生活命运问题；新时期乡村小说揭示的主要是当代农民的命运史和农村的演进史，这些文学作品观照视角首先体现在利益的冲突上，它构成了乡村小说的主要矛盾线索。而在和谐文化观照之下的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利益冲突，更不是刻意要掩盖利益矛盾。而是突出了一个新的观照视角：这个社会有能力解决利益矛盾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关系趋于均衡。有意味的是，我们从《红魂灵》中，读到肖山与肖跃进父子两代人的矛盾冲突，体会到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肖山那种“唐・吉诃德”式的对红色盲目的偏执，乃至死后也要把骨灰染成红色的举止，对儿子肖跃进从工作到情感到婚姻近乎苛刻的扼杀似的“关心”，让人感觉到肖山的可叹和可悲。他有悖常理的种种“决定”――坚决不同意儿子接班，事与愿违的种种“善意”――如强行撮合儿子和良妹的婚姻，让人感到可憎可恨。但他的动机和目的却是令人起敬的――不让红色土地改变颜色。他自认为只有自己是最纯粹的红色布尔什维克，但嘲弄他的是，包括他儿子在内的湄湾镇人却并不领情。作者用大量笔墨铺写了这一位共和国最早的农村基层工作者与湄湾人的矛盾冲突，但这种冲突主要体现在观念上而不是在根本利益上。作者虽然充分地展示了肖山与湄湾人的种种喜剧式的冲突，但更突出地描写了化解这种冲突的力量源泉――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艺术地展示了我们的党和政府有协调和化解利益冲突的信心和能力。
　　作品通过描绘湄湾人生活今昔对比变化，如在吴二、吴三兄弟，米裁缝、米英父女，麻二叔、月兰父女，扎纸王等人身上发生的种种的悲喜人生故事，由穷到富的渐进变化，展示了生产力的解放，生产关系的变化，带来了人的精神与审美的自由解放。人性中的崇高和善美，也在这一变化中凸显出来。《红魂灵》的创作证明，文学能以其独特的功能，引导人们正确看待利益问题，帮助人们协调各种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这种文学观照视角的转换，会给创作带来许多新质，从而获得新的创作审美感受。
　　另外，文学在体现反映和协调社会矛盾的独特作用上，不同的作家都有自己反映和协调乡村矛盾的独特方式。即使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他们也能寻找到构建和谐乡村世界独特的反映方式。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善于将社会矛盾家庭化、政治矛盾伦理化等等。南方乡村秀美的田园风光和人们对和谐美好生活的追求，才不至于淹没在硝烟弥漫的残酷斗争之中。在表现天人合一的心境与环境的和谐关系方面，以往的作家也各有高招。比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社会是宁静和谐的，在平淡中让人感受到心的颤动，在朴质中让人感受到爱的魅力。通过湘西边城这个小小的窗口，让我们看到了在中国的湘西，还存在着这样一个民风纯正、人情通达的世外桃源。这不仅为我们探寻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一块新的天地，还让我们留存在心中永远美丽的梦。写得比较具有温情暖意的还有路遥的作品，其《人生》《平凡的世界》以主人公一生奋进的历程，照亮了一批又一批贫寒子弟前行的路，同时也展示了我们民族心理中很多和谐美好的传统基因，以其极富感染力的理想主义色彩，昭示我们不管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要热爱生活拥抱未来。与以往乡村小说相比，《红魂灵》不是以展现和谐乡村的美景和理想生活见长，而是以调处各类社会利益矛盾取胜。作家匠心独运地将有着仇杀背景的养父继子作为整个作品的矛盾主线，通过他们之间精神的承继与观念的相悖，来铺陈长达半个世纪的故事情节。也通过改革开放后生产力得到解放，在湄湾镇日新月异的变化事实面前，化解了父子――其实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两代人的恩怨积恨。这种艺术探索，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现代和谐乡村，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有效地化解历史矛盾，调处乡村各种利益冲突，《红魂灵》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艺术启迪。